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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此以论，人君治道功化，可复言也。命当贵，时适平；期当乱，禄遭衰。治乱成败之时，与人兴衰吉凶适相遭遇。因此论圣贤迭起，犹此类也。圣主龙兴于仓卒，良辅超拔于际会。世谓韩信、张良辅助汉王，故秦灭汉兴，高祖得王。夫高祖命当自王，信、良之辈时当自兴，两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于丰、沛，丰、沛子弟相多富贵，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适相应也。赵简子废太子伯鲁，立庶子无恤，无恤遭贤，命亦当君赵也。世谓伯鲁不肖，不如无恤；伯鲁命当贱，知虑多泯乱也。韩生仕至太傅，世谓赖倪宽。实谓不然，太傅当贵，遭与倪宽遇也。赵武藏于裤中，终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阏其声也；命时当生，睡卧遭出也。故军功之侯，必斩兵死之头；富家之商必夺贫室之财。削土免侯，罢退令相，罪法明白，禄秩适极。故历气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岁所着，必饥虚耗之家矣。
释义：君主治国的道理、教化的功效，也可以得到说明了。命当尊贵的君主，遇到的时势恰好太平；治期注定不太平，君主的禄命也恰好衰退，太平、不太平，成功、失败的时势，和君主的兴盛、衰败，吉祥、不吉祥的命恰好碰到了一起。其实，圣人、贤者交替出现，跟这类情况也是一样。圣明的君主在偶然的时机建立新王朝，好的辅佐在偶然的时机得到越级提拔。世人说韩信、张良辅助刘邦，所以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刘邦能够称王。其实刘邦命中注定本来要做王，韩信、张良等人时势注定本来要兴旺，双方恰好碰到一起，好像双方有意寻找到对方一样。所以有刘邦在丰、沛起家，丰、沛的百姓貌相大多富贵，并不是上天让丰、沛的百姓来辅助刘邦，而是他们自己禄命和貌相的好坏，和取得的富贵恰好相适应。赵简子废掉太子伯鲁，立庶子无恤为太子。无恤恰好贤明，命中注定要做赵地的君王。世人说伯鲁不贤，比不上无恤，其实伯鲁命中注定要卑贱，他的心智又恰好昏乱。韩生做到太傅的官，世人说是依靠倪宽，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韩生命中注定要尊贵，恰好和倪宽相遇。赵武藏在裤中，始终不哭，不是有人掩住他的嘴巴、阻止他出声；命中遇时注定他要活下来，他碰巧睡着了而得免于难。所以命中注定要立军功封候的人，一定会杀命中注定要被兵器杀死的人，命中注定要富裕的商人一定会夺得命中注定要贫穷的人家的财产。削除封土，免除爵位，令和相被罢黜，他们所受的处罚很清楚，他们的俸禄和官秩也恰好到了极点。所以瘟疫之气所伤害的，一定是命中注定要短寿的人；收成不好的年成所附着的，一定是命中注定要贫困的人家。
《论衡》？幸偶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孔子门徒七十有余，颜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称不幸，则知长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圣贤之道，讲仁义之业，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复颜回之类，俱不幸也。
释义：一般人的操行，有的贤明，有的愚昧，碰上祸害或福吉，有的人偶然得福或侥幸免祸；一切事情都有对有错，碰到奖赏或惩罚，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偶然符合君主、上司的心意而得到赏识或重用，有的人却不能得到赏识重用。同时遇上打仗，隐藏起来的人不被兵器击中；同日遭受霜冻，遮掩起来的植物不被冻伤。被兵器击中或被寒霜冻伤的不一定是不好的人或植物，隐藏遮掩起来的也不一定是好的人或植物。隐藏遮掩起来的是侥幸免祸，被兵器打中或被寒霜冻伤的是无幸免祸。都想向君主效忠，有的人得到奖赏，有的人却受惩罚；都想对君主有所帮助，有的人得到信任，有的人却遭怀疑。得到奖赏和信任的人不一定真诚，遭受惩罚和怀疑的人不一定诡诈。得到奖赏和信任的人是偶然符合君主的心意得到赏识和重用，遭受惩罚和怀疑的人是偶然不能迎合君主的心意而得不到赏识和重用。孔子七十多个门徒，其中之一的颜回短命而死。孔子说：“颜回不幸啊，短命早死了！”短命称作“不幸”，可知长命的人是偶然得福，短命的人是不能侥幸免祸的。奉行圣贤之道，讲习仁义之业，应当得到福吉和保佑。可是事实却不一定这样。孔子的另一个门徒伯牛有麻风病，也和颜回同一种情况，都不能够侥幸免祸。
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荏笮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轹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由是以论，痈疽之发，亦一实也。气结阏积，聚为痈；溃为疽创，流血出脓，岂痈疽所发，身之善穴哉？营卫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兽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河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
释义：蝼蛄和蚂蚁在地上爬行，人抬起脚在它们身上走过。脚踩过的地方的蝼蛄和蚂蚁都被压死了，脚没有踩到的地方的蝼蛄和蚂蚁完好无损，火烧野草，被车轮辗轧过的野草，火烧不到。社会上一般的人或许会因此高兴，把它们命名为“幸草”。其实，脚没有踩到的蝼蚁，火没有烧到的野草，不一定是好的蝼蚁和野草，只不过是火烧起来、人走在路上，恰好是这样罢了。因此可以说，毒疮的发作，也属同一种情况。血气郁结，阻塞不通，聚积成了毒疮，烂了就成疽疮，流血触脓。难道毒疮发作的地方，不是人身体的良好部位吗？只不过是手足六阴六阳之脉的营卫周行碰巧不通罢了。蜘蛛织结蛛网，飞虫经过它，有的飞虫逃脱了，有的飞虫被捕获；猎人张开罗网，各种野兽狂奔乱跑，有的野兽被猎获，有的野兽脱身了；打渔的人用渔网捕捉江湖里的鱼，有的鱼幸存，有的鱼死亡。有的人犯了奸淫、偷盗这样的严重罪行不被人察觉，有的人犯了点小罪却被人发觉了。
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不幸者，不侥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 则夫顺道而触者，为不幸矣。立岩墙之下，为坏所压；蹈圻岸之上，为崩所坠，轻遇无端，故为不幸。鲁城门久朽欲顿，孔子过之，趋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恶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过遭坏，可谓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又曰：“君子处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释义：给人带来灾难的气施加给人，也是这一类情况。“不幸”的人遭受灾气而死，“有幸”的人避免逃脱灾气而生。不幸，就是不能侥幸得福免祸。孔子说：“人之所以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人世，是因为正直，不正直的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侥幸得福免祸。”那么顺应天道而遭受灾祸的人就是“不幸”的人了。站在危墙的下面，被正在倒塌的墙压住了；踩在裂开的堤岸的上面，被正在崩裂的堤岸弄得往下坠落。突然地遭遇意外的灾祸，所以是“不幸”。鲁国的城门朽坏了好久，快要塌了，孔子经过这里，快步疾走。跟随孔子左右的门徒说：“虽然城门已经朽坏很久了，但还不至于马上就倒塌。”孔子说：“我正是担心它朽坏的时间久了，有可能马上倒塌。”孔子已经是非常地戒备谨慎，如果他经过城门的时候，恰好城门倒塌，可以说是“不幸”了。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孔子又说：“君子走正道。听天由命；小人走歪门邪道，只能侥幸得福免祸。
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祸福不钧；并为仁义，利害不同。晋文修文德，徐偃行仁义，文公以赏赐，偃王以破灭。鲁人为父报仇，安行不走，追者舍之；牛缺为盗所夺，和意不恐，盗还杀之。文德与仁义同，不走与不恐等，然文公、鲁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祸者，文公、鲁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
释义：同样的禀承元气，有的独独做了人，有的却成了飞禽走兽。同样地做了人，有的尊贵有的卑贱，有的贫穷有的富裕。富裕的或许积累了大量财富，贫穷的或许乞食糊口；尊贵的贵到封候的地步，卑贱的贱到为人奴仆。这不是天施放气的时候有偏袒，而是人和物所禀之气有厚薄啊。同样地推行道德，遭受的祸福却不一样；同样地实行仁义，得到的利害也不一样。晋文公修文德，徐偃王行仁义，两人的遭遇却不相同。晋文公由于修文德而受到赏赐，徐偃王由于行仁义而丧家灭国。鲁国有一个为父亲报仇，杀了仇人后，慢走不跑，追赶他的人放弃了追赶；牛缺被强盗抢劫，他顺从地把财物、车马和衣被给了强盗，一点也不害怕，强盗返回来杀了他。修文德和行仁义相同，不跑和不害怕一样，可是晋文公、鲁国人得福，徐偃王、牛缺却遭祸，这是由于晋文公、鲁国人“幸”，徐偃王、牛缺“不幸”啊！
韩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觉而问之，知典冠爱己也，以越职之故，加之以罪。卫之骖乘者，见御者之过，从后呼车，有救危之义，不被其罪。夫骖乘之呼车，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车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发于心。然而于韩有罪，于卫为忠，骖乘偶，典冠不偶也。
释义：韩昭候喝醉了酒，躺下睡觉，恐其着凉，典冠拿衣服给韩昭候盖上，韩昭候睡醒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