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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上海交通站遭到破坏，邱吉夫被捕。从此以后，上海仅有原属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管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一枝独秀，坚持着对敌斗争。
抵达天津后，王世英一直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艰苦地保持着同白区各省地下党的联系。就在他从上海转移到天津不久，即同中共华北局取得了联系。中共华北局立即安排他担任情报部部长。但此时的华北局也已同中共中央中断了联络。总之，自9月份起，王世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和其他地下党员一道，共同克服困难，艰难地同各方面加强联系，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取得援助，有组织地转移、疏散了滞留在上海的大批地下党员。据后来统计，在王世英的领导下保存下来的干部约有五百多人，其中著名的有毛齐华、王学文、南汉宸、刘道衡、陈雷、王超北、刘贯一、金城、杨松青、陈克寒、肖明、张友渔等。
等到这时候，上海的中共组织基本上结束了。所以，《暗算》里讲的重振宁沪杭的前景并没有出现过。顺便指正一点，《暗算》里讲的“代主任”是复兴社（军统） “戴老板”的少将，这是很滑稽的事情，这是抹杀了一直和共产党搏杀在一起的徐主任和他的党国“中统”精英们的“伟绩丰功”啊。上海真的沦陷了，而后来入主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汪伪特务组织的好多干才都是当年共产党留下的。再到后来，1951年5月，隐姓埋名的卢福坦被我南京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而离开上海的王世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山西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西省省长等职。1968年3月辞世，终年六十三岁。
一九三五年，“特科”不复存在了，它离成立刚刚过去九年整。特科不在了，它为之守护着的“党中央”也不复存在了。最后出一个迷题，在上文中出现的中共人员中，有多少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呢？（完）
相关的史实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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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周恩来重组中央特科。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成为中央特科第一、二、三号负责人。特四科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6月底，周恩来倡议中央改组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陈云、赵容、潘汉年、邝惠安等五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申报》等各大报刊，相继刊登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2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党的机关刊物《斗争》杂志上发表一则关于《伍豪启事》的辟谣声明。3月4日，陈云指示潘汉年通过法租界巴和律师，在《申报》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公开对所谓《伍豪启事》进行辟谣。11月，徐恩曾任命史济美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193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总负责人卢福坦被捕，旋即叛变。
1933年春，因环境日益恶劣，临时中央被迫迁往中央苏区。上海中央局被批准成立，李竹声担任书记。中央特科改由上海中央局领导。3月24日，红军师长陈赓被捕。随后，潘汉年通过宋庆龄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4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特工总部上海区的特务破坏。5月14日，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史济美突然逮捕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丁玲，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危。上海中央局决定把潘汉年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同时，指定王世英代理情报科工作。6月，史美济被红队击中除掉。7月，赵容离沪转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后更名康生。10月，“红队”在广西路中段狙击中共叛徒陈蔚如。陈受轻伤，伤愈后被任命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副区长。
1934年6月26日至27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华全总党团等被敌人破坏，李竹声、赵立人、袁孟超等十六人被捕。李竹声随后叛变。10 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被捕后叛变，出卖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随后，上海秘密电台全部被敌人破获，各苏区失去与上海的通讯联系。10月， “细胞”张阿四出卖“红队”组织，“红队”被敌人盯梢。11月底，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韩达指挥特务，抓获“红队”大部分成员。以邝惠安为首的“红队”队员们在狱中坚贞不屈，不为诱降所动。年底，中共上海中央局命令王世英重组“红队”，继续坚持与敌斗争。
1935年春节前，“红队”成员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敌人处以绞刑，壮烈牺牲。2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党员被捕。3月，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刘仲华自行组建了“上海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的工作。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机关四十余处，捕去人员三十九名。王世英领导的“红队”此后暂时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8月初，王世英接到王明、康生5月份自莫斯科发出的指示信：“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王世英据此决定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人员转移到天津。9月初起，王世英率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机关向天津转移。此后直到年底，王世英转移保存党的干部五百余人，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红军长征背后的一份绝密情报—— 一则与特科队员有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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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围剿”已经持续了半年，并已突破了苏区四周的防线。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一份绝密情报送到瑞金，使红军及时实行了战略转移，避免了更大的危险，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路。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军事会议在庐山的牯岭秘密召开了，这是一次部署第5次“围剿”重大军事行动的重要会议。会议在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名曰“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确定以红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参战部队在指定时间、指定地域，从四面八方向前推进，形成半径距离瑞金150公里的大包围圈，届时将在瑞金的四周架起30道铁丝网、30道火力封锁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10轮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予以及时拦截。
“铁桶计划”的文件差不多有一公斤重，每份地图、表格的封面上，都印有蓝色的“绝密”两字。领取这些文件的每个官员都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手续十分严格。但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铁桶计划”的全部材料就到了共产党员梁明德等人的手上。
梁明德等人为何能够如此之快地获取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事情还得从莫雄说起。
莫雄曾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一名中坚分子。北伐战争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冷落，只挂了一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虚衔，在上海赋闲。正是在上海闲居的几年中，这位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老同盟会员被我党注意上了。中央特科将他列为重要的争取对象，莫雄也有意为共产党工作。
1934年，莫雄的昔日熟人杨永泰（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推荐莫雄担任了江西赣北第4行政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接任后立即想到这是一个让中共派人打进蒋介石营垒中的良机，随即找中共党组织商议此事。特科负责人考虑到党的临时中央机关已经在江西苏区，蒋介石正在调动百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5次 “围剿”，能够在这种时候打入南昌行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良机。于是，特科决定派梁明德、刘哑佛、卢志英等十几人，随莫雄去江西。
这十几人中，梁明德是负责人。梁明德原来姓项，化名梁明德，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组织上派往国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11月他回到上海后，奉调进入中共中央特科的“红队”（即行动科）工作，是“红队”的主力队员。
当时莫雄也参加了庐山牯岭的军事会议。待会议一结束，莫雄就下了山。在德安县城的专署保安司令部，他在经过上百次的反复思考后，甘冒杀身毁家之险，毅然将“铁桶计划”的全套材料交给了保安司令部谍报科参谋梁明德。
梁明德接过莫雄递来的一沓文件，只看几眼，马上感到其中的分量。他紧紧地握住莫雄的手，声音有些变样地说道：“莫大哥，我代表党感谢你！”等莫雄离去，梁明德与刘哑佛、卢志英商定，由他来将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尽快送到瑞金。
当晚，梁明德挑灯夜战，用特种药水将各份情报上的要点，一一密写在新买的4本学生字典上，重要的军事标图则描到薄纱纸上。他选择了一条由德安抵达瑞金的最佳路线，即从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从山区插入兴国县境，再横插于都，然后直到瑞金。
梁明德风餐露宿好不容易通过了泰和的老营盘山区，当他进入兴国县境临近茶园村的地方，发现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封锁得很严，隔几里路就有哨卡，路上缠起了一道道长长的铁丝网，各个村头都筑起了高大坚固的碉堡，上面还有人放哨，一般青壮年根本不可能从这儿通过。梁明德回到山林中，用石块一连敲下了自己4颗门牙。很快，他的两腮肿胀起来，面部变得吓人。次日他下了山，身上的衣衫早被树枝荆棘挂扯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乞丐。他把4本密写字典的封皮撕去，藏在污秽不堪的讨米袋里，赤着一双脚，无精打采地朝前走。就这样，梁明德混过了沿途敌军的层层哨卡，于10月7日下午到达瑞金城，在沙洲坝找到了临时中央机关驻地，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