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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相信关于“感官互动”的理论，这是我从小验证过的，比如边吃边看。具体表现就是有了一本好书时，我就特别想找些磨牙的瓜子、花生之类伴读；反之，有了好吃的小零食，我又急于找本想读的好书来佐餐，那时可读的书少，所以又促成了我为了享受美食把一本书反复读的好习惯。在这一过程中，味觉享受和视觉审美浑然天成，二者互相促进，缺一不可。那时还是70年代，没有今天这么多讲究的餐厅和酒吧，但是那时我的房间里就常常已经把吃的和看的混放在一起，摆出一付物质精神两手都要抓的姿势，一如今天酒吧咖啡厅里随处摆放的时尚杂志阅览架。
吃和看的互动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这个习惯与时俱进又有了极大的发展。发展趋势是和时代同步，就是书读的少了，碟看得多了。先是一些惊险刺激的大片，天天看得昏天黑地，后来看多了就发觉都是一个模式一个套路，看到结尾感觉像是中了导演圈套；以后又改看那些地下电影，就是特平淡又特深沉，节奏巨慢，看完之后几天都不想说话的那种。我烟酒不沾，所以这期间我依然不改边看边吃的习惯，看大片的时候我喜欢嚼脆脆的薯片，配上一杯冰可乐或者冰咖啡，可以起到压惊安神之功效；而看地下电影，最好是果丹皮鲜姜片一类，可以提神醒脑，不至于窝在沙发里沉沉睡去。
再后来，我就迷恋上了老电影。
我说的这些老电影都是二十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拍摄的，广州有个俏佳人文化公司专门出品这类老电影，特别齐全，我是他们的金牌会员，已经积攒了200多部。老电影的最大优点是不费脑子，特别放松。因为那是个意识形态高度强化的年代，角色都是脸谱化的，左中右敌我友一目了然，主人公都是信仰特坚定，爱憎特分明，浓眉大眼一脸正气；反面人物都是特阴险特狡猾，总揣着颗梦想变天复辟的黑心。但是你不用担心，最后结尾一定是乌云驱散阳光明媚，革命群众扬眉吐气阶级敌人垂头丧气。在当今每天疲于奔命，压力巨大又一事无成的日子里，看看这些老电影，有一种缓解紧张和心理平衡后的极大满足。而且我发觉看老电影时最好的配餐是老玉米，特别是那些大量拍摄于60、70年代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的电影，啃着老玉米欣赏就很容易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境地。
我相信“吃在吃外”，“味道在吃外”或者说的再悬点就是“境界在吃外”。如今有谁去餐厅还单单是为了充饥呢？现在餐厅里的家具摆设，服务小姐的服饰做派，餐具样式和墙上挂件，乃至灯光的明暗和背景音乐的曲子这些统统都比端到你面前的那盘菜更重要也更卖钱。回到老玉米和老电影这档子事，这个吃老玉米的隐喻性就一目了然了。我分析其实就是我内心深处企图用农业文明的简朴和单纯来抵御信息时代的嘈杂喧嚣，用昔日乌托邦式的坚定信念和方向感来抚慰今天的空虚和迷茫，再或者说，干脆就是一种既想享受现代化生活的高质量，又想保存古老审美情趣的精神分裂症状。
就这样，在某个燥热得让人懒洋洋的周末下午，我蒸好一锅热气腾腾的老玉米，拉上厚厚的双层窗帘，把空调冷气开足，再取出一张《艳阳天》的影碟放进机器，这时满屋玉米的香气扑鼻，巨大的液晶屏幕上村支书萧长春和饲养员马老四正在农业社的牲口棚里亲亲热热地唠着家常，“长春啊，四爷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此情此景，是多么的蒙太奇超写实后现代啊！
第一部分大仙：往事立马如烟 （图）
一度，我在“京客隆”超市买点儿“天福号”茶肠，在楼下小卖部拎回四瓶“燕京”，午夜写稿码字的时候，用平民化的喝酒习惯，蒙出几句贵族的文字来。后来弄清了，这“天福号”是北京的老字号，1738年就有了，在乾隆三年就开了张。看来多世俗的东西也有历史感，我就觉得“天福号”茶肠比“培根”鸡尾肠更适合中华民族的口味。 我这人对老字号的感情不是很深，不管是“老字号”还是“新字号”，只要能让我们爱好，只要人们能好上这一口，就会成为它们的常客。北京的老字号有很多，历史都挺悠久，有着脍炙人口的传奇色彩和代代相传的文化背景。但我对此很少涉猎，只管去吃，二十多年前，我吃过一些“老字号”或者“半老字号”，如今回想起来，往事立马如烟。 1979年，我20岁生日时，跟一发儿小去了“翠华楼”，点了一桌子菜，最后结帐才十块钱。虽然我当时在798厂当临时工一天才挣1块钱，一个月也就30块钱，但我这人生第一撮还算豪放，惟一美中不足的是，被一个叫“赛螃蟹”的菜给晕了一道，至今还耿耿于怀。“赛螃蟹”不就是“摊鸡蛋”吗，凭什么要误导人家消费者？也搭上我那时还比较农民，没怎么接触过螃蟹，要是比较渔民的化，绝对不会被“赛螃蟹”给蒙了。天蝎座的人比较记仇，后来我连螃蟹和鸡蛋都比较反感，很少让它们上桌，我老觉得是螃蟹和鸡蛋串通好了，给我这个第一次下馆子的主儿下了一套。 不过，头一次撮饭的感觉真爽，在“翠华楼”撮得肚歪，打着“北京白牌”的酒嗝，一路溜达到大华电影院，看了罗马尼亚电影《爆炸》。与其说是看了电影，不如说是“睡了”电影，在“北京白牌”啤酒的酒意中，我跟发儿小都着了，连油轮巨大的爆炸声都没把我们惊醒。 “处女撮”之后，我觉得外面的菜真比家里的菜好吃，好上这口了，便没完没了，经常约着发儿小和同事，于北京街头暴撮海喝。那时年轻，又能吃又能喝，越能喝就越能吃，刚刚自己挣了钱，立马就陷进肉山酒海不能自拔。交道口的“康乐餐厅”、鼓楼的“马凯餐厅”、东四的“青海餐厅”、正义路的“花竹餐厅”、前门的“力力餐厅”、东风市场（现叫东安市场）的“湘蜀餐厅”，这些馆子老去。 记得有一次就餐高峰时，跟几个哥们在“湘蜀餐厅”等座，那一桌是两拨人，一拨俩小伙子，嘎蹦利落脆，喝完酒扒拉完饭就撤，可那一拨一男一女像是一对，吃着聊着腻着，卿卿我我没完。我们哥四个索性要了八升啤酒，往桌上一礅，齐吼一声：“走着！”我们哥四个各举一升，一扬脖，见底儿，净！那对男女一看这架势，没心情了，呆不住了，麻利儿就撤。女的临走还说了一声：“瞧这帮人，真讨厌！”我跟了一句：“有话回家说去，别耽误我们吃饭。”我心想，你们两样全饱了，我们一样还没着落呢。还有一次在“康乐餐厅”等座，那时候点菜得到前台点，菜好了还得到前台取，经常是一边等座一边排队取菜。我的哥们排队买酒等菜，我负责占座，我坐着一个凳子，左右脚各搭着一个凳子，这工夫有人在我身后喊：“师傅，是你钱掉了吗？”我回头看地上真有两分钱，我心想两分钱也值得捡？趁我回头的工夫，脚没搭住一个凳子，被别人飞快顺走了。 涮羊肉刚兴的那段儿，我常去“东来顺”，因为我住东边，所以我特喜欢这个店名。撮“东来顺”有个讲究，这里的羊肉巨新鲜，所以上来要生吃三片，最后我发展到生吃五六片，后来敢生着吃生猛海鲜，就是那时候打的底子。我这人特爱吃醋，极不爱吃芝麻酱，所以在涮肉的时候不爱要料，就一碗醋加点儿辣椒油，吃嘛儿嘛儿香，“东来顺”的服务员还以为我瞧不起他们的作料呢，没少给我白眼。有一次涮完锅子，口巨渴，便来到东风市场冷饮店，狂喝圆肚瓷瓶装的酸奶。卖酸奶的姑娘看我连喝三瓶还要，就说：“大冷的天，你不怕拉稀呀？”我说：“胃好着呢，天越冷我越能吃凉的。”姑娘说：“你喝十瓶我看看，我跟你打赌，输了给你买包烟。”这不正撞我强项上吗？我一鼓作气直奔八瓶，姑娘拦住我：“我服了，来，输你一包‘翡翠’。” 后来好上了西餐这口儿，谈恋爱的时候充当冤大头，把对象往西餐厅领。1985年，跟一个798厂的女工在实验剧场看完《牧马人》，就近到“大地西餐厅”来点儿洋的。当时我身上只带着13块钱，点了四菜两汤外加面包正好在12块9毛8的关头打住。当时，我穿着“大地牌”风衣，所以要撮“大地西餐厅”，给女工背了一首北岛关于大地的诗：“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殉难者圣洁的姓名。”年轻女工正用叉子叨着酸黄瓜，突然下意识地用眼睫毛蹭了蹭餐桌上的假花。 1987年，跟报社的一个女孩谈恋爱，吵完架跟她去“三宝乐”吃饭，我一赌气拿起菜单扫了一眼，就跟服务员说：“从55到65，”然后把60元往桌上一扔。服务员说：“从55到65共11个菜，58元。”我说：“没错，你点点。”
第一部分朱大可：我的吃喝白皮书 （图）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1957年一个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一个不可索解的谜团。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它是牛奶、面粉和蔗糖的混合物。我在奶糕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的骨头。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购买了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