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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沈琼坐起来，和陈星用力地接吻。陈星以前是吻过她的，但从未像这次这样。两个人的牙齿不时碰撞，那声音在耳朵里很清晰地响。沈琼的嘴里很凉，而且留有牙膏的薄荷味，所以陈星更觉得她是一个化学材料做成的人了。
接完吻，沈琼含糊地说了一句：“给我脱衣服。”她却先帮陈星脱掉了T恤。他们对异性的衣服都不很熟悉，沈琼解陈星宽大的牛皮皮带时，死命地拽了好几下都没拉开。而陈星则为沈琼的胸罩费尽周折。好歹解开了，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沈琼闭着眼，呼吸很急促，又把毛巾被拉过来，盖在陈星的背上，等着他来。但陈星只知道牢牢地抱着沈琼，在她的脖子弯里喘气。两个人喘了十分钟之久，呼吸都平和了，陈星还是没有下一步的动作。沈琼又不好催他，只好和他抱着，好像两只同穴冬眠的小动物。又过了很久，沈琼才推了推他，力图把他撑起来。她
怀疑他睡着了。而陈星这时候才醒过神一样，侧着脑袋琢磨了一下，终于弄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说：“让我看看你。”
于是沈琼把脸侧向一边，袒胸露乳地让他参观。她的乳房挺大的，和她又瘦又矮的身材不成比例。似乎她整天穿着过分肥大的衣服，就是为了掩掩它们。看了一会儿，她便脱掉了裤子。
这时两个人还觉得头顶的日光灯管实在太响了，嗡嗡地充满耳朵。陈星应该看得很清楚，但依然只限于看，并无继续的动作。沈琼忍不住扭过脸来看他，发现他居然带着认真严肃的表情，既不惊喜也不失望，好像正在进行纯粹的生物学研究。难道他真的把沈琼当作一具雌性哺乳动物标本了吗？她从陈星的脸往下看，越过他的前胸、小腹，最后停留在内裤上。那只内裤不太干净，因为泡了汗，还软塌塌的。更关键的是，沈琼并没看见小帐篷一样的隆起。陈星的身体居然对她没反应。我的天啊，沈琼顿时万念俱灰。她惊愕地看着陈星。
而陈星也发现了自己的不中用，他心慌意乱了。沈琼看到陈星满脸委屈，好像刚刚让人欺负了。他几乎马上就要咧着嘴哭了。在痞子学生陈星的脸上，这样的表情多么珍贵啊！沈琼的懊丧一扫而光，她怜爱地把陈星搂下来，让他的嘴贴在她的脸旁，像母亲一样喃喃地说：“没事的，没事的。”
他们就这样纯洁地睡着了。
但是陈星感觉自己没睡多久，就被沈琼推醒了。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沈琼的脸在窗帘下透进来的光中，如同上了釉。她慌张地说：“忘了上闹钟了，快，快。”
陈星忙不迭地正在快，门就响了。沈琼的父亲从地铁维护车间下班回家了。两个年轻人什么都没干，如果还被抓个正着，那就太冤了。陈星拎着自己的裤子，在沈琼的床上躬着身，焦急地转来转去。还是沈琼想到了一个古老的办法，她指指床下说：“这儿，这儿。”
陈星钻到床底下，被灰尘呛得想打喷嚏，但只能忍着。屋外，沈琼的父亲一边倒水喝，一边问：“你醒啦？”他大概听到了女儿房里的响动。
沈琼回答道：“被你吵醒了，下次上楼轻点儿。”她佯装翻了个身，继续睡去。
沈琼的父亲坐在外面的桌旁，不紧不慢地喝了一杯水，吃了半袋饼干，然后才到自己的房间去睡觉。接下来的时间对于陈星来说太漫长了，他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正趴在姑娘的闺床下东看看、西看看。他发现了一只鸡毛毽子、半截绘图铅笔和两张贺年卡。一张贺年卡上写的是“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天边的一朵云彩”，另一张上写的则是“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沈琼过去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等到里屋传来沈琼父亲有秩序的呼噜声，陈星才一言不发地钻出来，疯狂地套上衣服。沈琼帮他悄无声息地开了卧室门，又开了大门。他们都没有互看一眼，陈星就跑了。
他在院里的台阶上抱着脑袋，又迷瞪了两个多小时，小北才带着心满意足的表情，从大眼妹妹家的楼上下来。
他对陈星说：“我怎么两腿发软呐？”
陈星什么也没说，他的脑袋几乎都木了。这时小北发现了陈星脸上脖子上的脏，又撩开他的T恤看了看，感叹道：“昨天你干了一个女矿工吗？”
听到小北的话，陈星也感到了这一夜的荒诞可笑。他摇头说：“操蛋，操蛋。”他又说：“饿死了，吃早饭去。”
小北说：“我要吃两个大腰子。”
没过几天，他们就重新开学了。他们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
两个痞子学生忙于听打口带、打架、和姑娘滚在一起的时候，张红旗正在欧洲喝咖啡。
作为一定级别的干部，她爷爷享有出国“考察”的待遇，而且可以带家属。这趟去欧洲的名额本来是属于弟弟张红兵的，因为张红旗寒假已经去过一次三亚了。但她的父亲说服张红兵：“你姐姐马上要高三了，让她最后轻松一下行吗？”
而送别张红旗的时候，父亲说：“开阔一下眼界，有助于制定人生的计划。”
张红旗想：连度个假都要带着任务。由于这个念头，她很冷淡地向
父亲挥了挥手，就下了楼。以前的张红旗，是不会有这样的情绪的。她本来认为，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有意义。但是现在是怎么了？好像她自己会习惯性地和自己对着干。烦躁让她一路上东张西望，也不愿意和爷爷的下属说话，搞得人家很尴尬。
她在欧洲走马观花地转了几个城市，无非是汉堡、巴黎之类。老干部考察的欧洲只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爷爷被一群中年人簇拥着、装模作样地讨论问题时，她得以自己在街上闲逛。当然，闲逛也没什么意思，无非是在柏林的广场上喝咖啡，在维也纳的剧院旁喝咖啡，在巴黎的小巷中喝咖啡。一路喝下来，她只有一个收获，就是证明了自己的英语确实非常好。可以流利自如地点咖啡、可以和周围的人谈天气。
尤其是在巴黎，看着那些法国人穿着衬衫拎着皮包，同样在走、同样在忙，张红旗格外索然。她想：这里所谓的“浪漫”，无非是中国女孩们的一厢情愿罢了。或者干脆就是旅行社的幌子。但她又想：也许是自己不是个浪漫的人，才感受不到这里的浪漫？这么一想，张红旗更索然了。
但刚刚这样想，浪漫却来了。其实也就是旅行中没头没尾的小插曲。当时是在巴黎的第二天，张红旗在一个露天咖啡馆喝完咖啡，正想要回去。可掏出钱来，却愣了神。她在每个地方的零花钱，都是爷爷的秘书准备好，放在一个信封里留给她的，可今天不知怎么搞的，出了差错。她拿出来的不是法国的法郎，而是两张德国的马克，那时候欧洲的货币还没有统一。
如果是美元还好，在哪里都可以结账。张红旗紧张地把钱给服务生看，问他可不可以收。服务员坚决地摇了摇头。张红旗飞快地用英语向他解释，她只有这两张钱；如果附近有银行，她也可以去换，换回来再付账。可是服务员露出听不懂的样子，随即更加坚决地摇头。张红旗想，是不是自己没说清楚呢？再一想，是这个服务员的英语不好，太长太快的句子都听不懂。
张红旗有点慌神了。在一个语言几乎不通的异国，身上又只有两张不能流通的纸币，换了谁都会慌一下。她站起来，想比划着把意思表述清楚。可不比划还好，一站起来，却把杯子也碰到地上去了。叮当一声，把服务员的警铃也敲响了，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抓住张红旗的手腕。这下张红旗真的害怕了：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想逃账吧？而手被人抓着，浑身不由自主地硬了，声音也发不出来了，就那么沉默地看着对方。
幸亏旁边桌的一个男人拍了拍服务员，才让双方都放松下来。那人也是说英语的，但他的同桌有法国人。于是他说一句，同桌就翻译一句给服务员听。他告诉服务员，这个小女孩递给他的两张钱，何止一杯咖啡，已经够在最好的饭馆吃一份牛排了；如果他们这个小咖啡馆不愿收马克，他可以替小姑娘付钱，杯子也算在里面好了。
服务员立刻不好意思了，他向面前的中国小姑娘道歉，并绅士地请她再喝一杯咖啡。他私人付账。于是张红旗只好又坐下来，向旁边桌的男人说谢谢。
那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外国中年人，蓝眼睛，棕色头发。衬衫和西裤一看即知就是名牌，但样式却很朴素，手上的表也不是爷爷单位人戴的那种闪亮的劳力士。他的桌边，还放着一只小小的旅行箱，看来也是一个巴黎过客。他端起咖啡杯，对张红旗和蔼地笑笑。外国人就是这样，几十岁的人了，笑容却还像孩子一样单纯。
那男人对张红旗说：“你是来旅行的吗？”
张红旗点点头。她随即窘了，不知应不应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带错了钱。犹豫了一会儿，她说：“我去了很多国家。”
那男人说：“你一定是个马虎的旅行家。”
他们那一桌的人都笑了。每个人都笑得那么优雅，那么风趣。张红旗被弄得更窘了，但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开心。坐在那男人身边的一个法国女人还递过来一盒“女神”牌香烟，问她抽不抽。看到张红旗急切地摆着手，他们又笑了。
显然，那些人纯粹把张红旗
当作了一个小女孩。十七八岁，涉世未深，有着这个年纪的少女特有的可爱。萍水相逢，他们就帮助她，也“逗”她。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便把她拉进了一种既温暖又轻松的气氛里，使她感觉自己正被宠着。这让张红旗感动。她早就耳闻外国人是讲“人性”的，而什么是“人性”呢？这时她飞快地想：就是把女人当女人，把孩子当孩子 把女孩当女孩。
人家笑着，张红旗却出神了。对方更把她当成那种懵懵懂懂的可爱姑娘了，可他们不知道，张红旗的脑子正在飞快地转，转着转着，就把自己弄到了一个小漩涡里。她陶醉了。
可惜美好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