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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在雅典的巨大成功导致了有些商业性的书籍出版：我们知道，人们向一组组识字的奴隶口授书的内容，他们在纸莎草纸上写下来；把纸页收集到“卷”或“书”中，在称作“乐池”［Orchestra」的地方的市场上出售。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最简单的假定是作为富人的庇西特拉图本人不仅让人编辑了荷马的书，而且让人抄写和发行。由于奇妙的巧合，大约六年前我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报导，说纸莎草纸从埃及向雅典第一次和数量相当多的出口开始于庇西特拉图仍在雅典统治的一年。
自从庇西特拉图对举行荷马史诗公开朗诵会发生兴趣以来，他开始发行新编辑的书，这似乎很有道理；它们受到的欢迎导致其他出版者的出现。
其他诗人撰写了诗集，随后人们又写出了悲剧和喜剧。这些书都不是故意为出版而撰写的，但是出版一成为雅典的既定惯例，随即就出现了怀着出版意图而写的书，在城市广场［Ago－ra］的书籍市场（biblionia）成了既定惯例。我猜想第一本故意为出版而写的书是安那克萨哥拉的伟大著作《论自然》。阿那克西曼德的著作似乎从未出版，尽管似乎吕刻昂学园有一本抄本——也许是一本摘要——阿波罗多罗斯后来在一家雅典的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抄本——也许就是同一本抄本。因此我认为荷马著作的出版至少在地中海地区是第一次出版，实际上是出版的发明。它不仅使荷马史诗成为雅典的圣经（biblion）——还使他的史诗成为第一个教育工具、第一本识字课本、第一本缀字课本、第一本小说。它使雅典人有了文化。
这对于雅典民主革命的确立——把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逐出雅典以及制定一部宪法——是十分有意义的，从在这第一次书籍出版的约五十年后建立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一项独特的制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是指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因为在一方面，这项制度含蓄地假定公民能够写字———他能在陶片上写他认为危险的受到爱戴或者杰出的公民的名字。这些公民是雅典人认为能导致暴政的人。另一方面，陶片放逐法的制度表明，至少在驱逐僭主希庇亚斯后的第一个世纪中，雅典人把防止暴政看作他们的民主国家的中心问题。
当我们认识到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并不把放逐看作惩罚时，这种观念就显得十分清楚了。通过被放逐，公民的名誉仍保持清白，他仍保留自己的财产，甚至一切权利，除去留在这座城市的权利外。这个权利他最初失去十年，后来又失去五年，尽管他可以被召回。在某种意义上，陶片放逐法是一种称赞，因为它承认某个公民是杰出的，一些最杰出的领袖遭到放逐。因此这种观念是：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尽管我们十分赞美领导，我们必须离开任何特定的领袖也能行；否则他可能使自己成为我们的主人，而我们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这一点。应当注意到，陶片的放逐法行使的时间不长。第一个已知案件发生在公元前488年，最后一个发生在公元前417年。所有这些案件对于遭到放逐的伟人来说都是悲剧。这个时期几乎与雅典悲剧的最伟大作品的时期，与埃斯库罗斯、素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时期相巧合。欧里庇德斯后来自我放逐。
因此我的假定是，欧洲的第一次出版是荷马史诗的出版，这个幸运的事实导致希腊人对荷马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的热爱，导致识字的普及以及雅典民主。但是我认为还不止于此。荷马当然以前就著名，有相当长的时间几乎所有瓶画都曾是他的作品的图解。许多雕塑亦然。荷马自己就是用语言描述如此众多的生动有趣的场面的细致的现实主义的画家，如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所指出的，这向雕塑家和画家提出挑战，激起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不同的媒介仿效他。随着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详细知识更广泛的传播，这种挑战就愈加强烈。因此阅读能力对艺术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荷马史诗的主题对雅典悲剧作者的影响显而易见；甚至在他们使用非荷马史诗主题的不多的例子中，他们仍继续选择可以设想他们的观众所熟悉的主题。因此我确实可以断言书籍市场的文化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雅典文化奇迹的所有成分都无疑受到这个市场的巨大影响。
但是，加在这一切论据之上，我们有一种历史实验。仿佛以更大规模重复了书籍出版的发明的伟大发明，是庇西特拉图发明书籍出版的两千年后古登堡对书籍印刷的发明。有趣的是，即使是在欧洲北部做出了这项发明，获得这项技巧的大多数印刷商却迅速地把它带到南面的地中海——带到意大利。在那里，它们在那场称作文艺复兴的伟大的新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场运动包括新的人文主义学术和最终改造了我们的整个文明的新科学的发展。
这场运动的规模比我称作“雅典奇迹”的运动要大得多。它首先是以规模大得多的书籍印刷为基础的运动。1500年，阿尔杜斯「Aldus］发行了一千本的印刷版本。显然，正是印刷版本的规模是这场新革命的要点。但是在其他方面，在比如公元前500年始于雅典并从那里传到地中海的事物与在1500年发生在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惊人的类似或者相像。新人文主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希望更新雅典的精神，他们为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及取得成功感到骄傲。
像在雅典和后来在大希腊一样——尤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但实际上在整个地中海——科学的，尤其是宇宙论的思考在这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们，例如康曼迪诺「mandino］，成功地恢复了欧几里得「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帕普斯［Pappus」和托勒密［Ptolemy］，还有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的已佚著作，这导致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Revolution＇，因此也导致了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如果把我们自己的文明正确地描述为第一次科学文明，那么他完全来自地中海，我认为，来自雅典的书籍出版和雅典书籍市场。
在所有这一切中，我忽略了阿拉伯人的贡献，这是很不正确的，他们把印度数系带到地中海。当他们到达地中海时，他们给予了许多，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即使不比他们所给予的更多，至少也是一样多。
女士们、先生们，我简短地重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除去一个小小的然而我认为很有意义的贡献外是众所周知的：从一开始书籍尤其是出版的书籍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的确，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都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或者松弛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
但是我不想以书籍结束这次讲演，无论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有多么重要。十分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一种文明是由文明的男女个人，是由希望过美好生活和文明生活的个人所组成。书籍和我们的文明必须对这个目标做出贡献。我相信它们在十分成功地这样做。
我感谢你们到场，感谢你们注意听讲。
论文化冲突
我很高兴应邀来到维也纳，再晤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今天应移居国外的奥地利人协会（Auslandsosterreicherwerk）主席之邀来这里发表短篇演讲，这是莫大的荣幸。他的请帖强调我的演讲题目完全由我决定。因此，他十分好意地让我为选择而大伤脑筋。
我很难做出决定。人们显然希望我选择我感兴趣的题目。从另一方面说，它也应与这个场合——与移居国外的奥地利人于奥地利国家条约（Staatsuertrag）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在维也纳举行的集会有关——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结束占领奥地利的独特事件。
我怀疑我选择的题目是否满足了这些期待。回想起奥地利国家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对奥地利的占领，我要专门谈一下文化冲突的问题。
我对文化冲突的兴趣与我对一个主要问题的兴趣相关：我们欧洲文明的特点和起源的问题。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的西方文明源自希腊文明。而希腊文明——一个无与伦比的现象——源自东地中海诸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它是东西方文化间第一次主要冲突，人们深深感到它的影响。荷马使它成为希腊文学和西方世界文学的主题。
我的演讲题目，“论文化冲突”，涉及一个假定，涉及一个历史猜想。这个猜想是，这种冲突未必总是导致流血的战斗和破坏性战争，而可能也是富有成效的和促进生命的发展的原因。它甚至会导致像希腊文化那样的无可匹敌的文化的发展，后来，当它与罗马文化冲突时，又被罗马人所继承。又经过许多次冲突，尤其与阿拉伯文化的冲突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它被有意识地复兴；因此它成为在进一步冲突的过程中最终改变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的那种西方文化，那种欧洲的和美国的文明。
但是，这种西方文明是好的、理想的事物吗？至少自从卢梭＇Rousseau＇时代以来，就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总是注意更美好的事物，而这是十分正确的。它是现今的西方文明所特有的问题，现今的西方文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更富于自我批评精神，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