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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顿＇Flton＇教授在他的新著《历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中为专业主义进行了辩护。但是它需要辩护吗？难道兰克一百年前没有赢得这场战斗吗？提醒伟大的专业主义者和专家，无论是历史专家、科学专家还是医学专家，他们也容易犯错误——即专业错误，难道现在这没有成为必要的吗？人们把犯错误者作是不对的，甚至是耻辱的。但是谁没有犯过错误呢？历史学家也许认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他的学科中不犯错误。但是倘若他研究一下物理学史，很快就会发现甚至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犯过错误。爱因斯坦在得出能取代牛顿的理论之前，队1905年至1915年曾致力于重力的问题，这十年的几乎整个最后三年他都花费到他所说的完全错误的思路上。甚至在他发现了他的场方程之后，1917年被克雷奇曼「Kretschmann」告知，他作为主要论点提出的东西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立即承认了错误；但是他后来为取代他的论点所说的话（他暗示，把牛顿的方程写成协变形式一定过于困难）又是错误的，如自那以来所表明的那样。
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这件事是由批评来做的，新的问题的发现是由批评产生的。
我认为在埃尔顿教授的著作中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区分了历史分析——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历史叙事。然而他反对阿克顿勋爵在1895年的就职演说中对青年历史学家所说的下面一句杰出忠告，“研究问题而非时期”。
我认为，可以表明，阿克顿勋爵对于方法的观点像科林伍德或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观点一样，本质上与我在为之辩护的观点一致。然而，埃尔顿教授却似乎讨厌它们。但是，仔细读一下他的话就可以看出最终他同意阿克顿勋爵的观点。让我援引一下埃尔顿教授的话：
研究问题而非研究时期是阿克顿勋爵被人频繁引用的训诫，而赞成地引用他的话的人们未能注意到他说那些格言式的话现在已有约七十立之久，实际上他原来无论研究问题还是研究时期都不能得出实际的结论。运用种种记载进行研究、遇到一个又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的历史学家十分自然地说服自己，真正的工作在于研究这些模糊的实体－－即问题。“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当给分析戴上特别勋章”，埃尔顿教授又说道，即，人们不应当特别关心问题的解决。人们会看到，至此为止，还未提出反对阿克顿的论点，只是说他的话是“格言式的”，已经过去了七十二年。然而埃尔顿下面的两句话实际上承认阿克顿是对的。埃尔顿的第一句话是：“由于历史是对种种事件和通过时间而进展的种种问题的记载，叙事就一定不仅合理，而且是迫切需要的。”在这句话中求助于“通过时间而进展的种种问题”；这作为反对阿克顿强调问题的论点几乎行不通，因为阿克顿从未说过你们不应通过时间探索你们的问题。埃尔顿的下一句话更清楚：“唯一决定着选择的一点又是历史学家的目的，他正在提出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历史学家正在提出的问题是决定性的。但是“历史学家正在提出的问题”不过是“历史问题”这个词语的同义语。因此我们倒退了约七十五年，返回到阿克顿勋爵对问题的强调。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只能从问题开始；这不仅适用于埃尔顿教授所称的“分析”，而且同样适用于他所称的“叙事”。
在此指出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名的历史专业主义革命本身不仅具有海耶克所称的“唯科学主义”的特色，这也许是有用的。
专业科学家所宣称的方法是：从观察开始；观察再观察。专业历史学家所宣称的方法是：从文献开始；读完一份又一份。
这两种宣称的方法恰恰相似，都是无法实行的规则：它们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不能从观察开始：首先必须知道要观察什么，即必须从问题开始。而且，没有像末加解释的观察这样的事物。所有观察都被根据理论进行解释。文献也同样如此。我到帕丁顿的往返车票是历史文献吗？又是又不是。如果我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这张车票也许可以为不在犯罪现场提供证据，从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然而我们不应当建议历史学家以收集废火车票开始他的工作。
一份历史文献就像一项科学观察一样，是仅相对于一个历史问题的文献：像一项观察一样，它必须被解释。人们可能看不到一份文献的意义，把它毁掉，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者他们可能弄乱（如埃尔顿教授所抱怨的）某些文献的次序，从而毁掉了对它们作出解释的一个线索，原因也在于此。
到目前为止，我试图提出一些论据来表明在真正的科学方法和真正的历史方法之间存在比大多数历史学家认识到的更多的共同之处。我刚才所作的这些议论是试图通过表明这种相似甚至延伸到对这两种方法的唯科学主义的曲解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难道没有与理解历史的问题相联系的根本差异吗？
我将十分简洁地概述一下科林伍德关于同感的理解或可称为移情作用的理论，我们在1946年出版的他的遗著《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中发现了这种理论。科林伍德的理论可简述如下：历史知识，或者历史的理解，在于历史学家对过去经历的重新体验。让我援引一下科林伍德著作中的一段文字，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意这段话。
例如，假定［一个历史学家」正在阅读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并且在他面前放着一个皇帝的某份敕令。单纯阅读词句并能翻译它们并不等于理解了它们的历史意义。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设想那位皇帝试图应付的情境，他必须像那位皇帝当初那样设想它。然后他必须亲自考虑这样的情境可以如何对付，正如皇帝所面临的情境就是他自己的一样。他必须考虑可能的供选择的办法以及选择一个办法而非另一个办法的理由，因此他必须经历皇帝在选定他的特定行动时所经历的过程。因此他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新体验皇帝的经历，仅仅就他这样做而言他才具有任何关于敕令的意义的历史知识，这有别于单纯语言学知识。
或者，假定他在阅读一位古代哲学家的一段文字。他又必须在语言学的意义上懂得这种语言，并能作翻译；但是，他这样做还没有像哲学史家理解这段文字那样理解它。要做到那一点，他必须考虑作者在此说明他的解答的哲学问题是什么。他必须亲自仔细考虑那个问题，考虑可以提供什么可能的解答，并考虑这位特定的哲学家为什么选择那种解答而非另一种解答。这意味着亲自再思考他的作者的思想，除此之外，不能使他成为那位作者的哲学的历史学家。
科林伍德在此描述的事物，我已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Poverty of Historicism］、《开放社会》和后来一些作品中试图用情境逻辑或情境分析的名称作了描述。我说，我们不得不做的是设想行动者所处的问题情境，并说明他的行为如何与为何构成了对那一情境的解决办法。
我以前说过，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意科林伍德的这段文字：为什么不是完全同意呢？
在科林伍德的理论和我的理论之间存在着差异。它似乎是很小的差异，但有着深远的结果。
差异是这样的。科林伍德阐明，理解历史的不可缺少的事情不是情境分析，而是历史学家的重新体验的心理过程。情境分析只充当了这种重新体验的不可或缺的助手。相反，我认为重新体验的心理过程是非必需的，尽管我承认它可以是历史学家的极好的私人助手，对他的情境分析的成功的直觉检验。我认为，不可缺少的不是重新体验而是情境分析：历史学家分析与描述情境的尝试不过是他的历史推测，他的历史理论。这个问题—一“情境中重要的或起作用的成分是什么？”——是历史学家试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在他解决问题的程度上，他理解了历史情境以及他试图再体验的那段历史。
他作为历史学家不得不做的事情不是重新体验发生的事情，而是提出客观论据支持他的情境分析。他很可能能够这样做，而重新体验却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同时那个行动也许在许多方面是他力所不及的。它也许是他不能重新体验的残酷行动或英雄主义行动。或者，它也许是超越了他的能力的艺术的、文学的、科学的或哲学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做出有趣的历史发现——发现对旧的历史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或者甚至发现新的历史问题。
科林伍德的重新体验方法与我的情境分析方法间的差异的主要意义是，科林伍德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方法，而我所主张的方法是客观主义的。但是这意味着，对科林伍德来说，对关于历史问题的供选择的解决办法进行理性批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能理性地批评推测或理论，它们没有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可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自身之外，因此它们可以受到每个人尤其是持有不同的理论的人的检验。与此相对照，客观主义的情境分析方法允许对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进行批评性讨论——对我们设想情境的尝试进行批评性讨论，在这个程度上，它确实远比重新体验方法更接近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
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伽利略不愿接受月球潮汐理论，他做出巨大努力试图用非月球理论解释潮汐。人们也知道，伽利略没有回答开普勒的友好表示。这两件事实提出两个问题，它们可能导致下面的解释性历史推测：伽利略反对占星术，也就是说关于包括月球在内的行星的位置对地球上的事件有影响的理论。文献表明月球潮汐理论确实是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