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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鸫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祯，都不
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祯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祯说：“若逾十六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宜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
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需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的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两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祯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需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祯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人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八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
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人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夏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
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淮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
刘坤一先引沈葆祯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拨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则沈葆祯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祯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藻祯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祯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么“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祯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祯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祯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拔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
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宜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银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需高货，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
选道员叶廷春人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某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需大皂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
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四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力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下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