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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然是签上透露的玄机，你看：”昌大其门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荣宗耀祖吗？“
徐世光无话可答，只有连声应说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们徐家的门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肃穆地说：“明天到吕祖祠去磕个头，一则谢谢他老人家的指点，再则今后的行止，也要请他老人家指点。”
徐世光听兄长的话，第二天又一起到吕祖祠祝告求签。这回是各求一支，叩问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签，意思是不如回家读书，明年春天会试再来，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门何所图，胜如家里坐，虽无上天梯，一步高一步。”
“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说：“签上说得很明白，出门胜似在家。我在京用功为妙。”
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一个人先回家乡。徐世昌却寻得一个馆地，是兵部尚书张之万家，他们是世交，张之万将他请了去陪他的儿子张瑞荫一起读书，附带办办笔墨，住在张家后院。
后院很宽敞，徐世昌布置了卧室、书房以外，还有余屋，打算着设一个神龛，供奉吕祖，主意将定未定之际，夜得一梦，梦见吕祖，告诉他说：“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须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时，自会降临，把你这里作为一个避嚣的静室，不宜有人打搅。”
平时做梦，刚醒来时还记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这个梦，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非同小可，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所以一切亲自动手，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悄悄置了一座神龛，白天门户紧闭，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方开密室，在神前烧香膜拜，同时置了一副“吕祖神签”，以便疑难不决时，得以请吕祖指点。
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
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
“这是吏部文选司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司很吃得开。不过不知道在不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
“老何原藉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
老牛很巴结地，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
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谈了？”
“是的。”
“有办法没有？”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
“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 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
“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
“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
“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即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八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须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
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办书，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分甚低，尽管衣着比纨垮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走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绖从军”而且“夺情”
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展，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解，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谈和。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
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咸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下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