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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时以后，我的工作包含两个计划，我似乎感到这两 个计划是我这生中最后的工作。我一直为这两个计划连续工 作了好几年。我称这两部计划的著作为《哲学的逻辑》（Ｐｈｉｌｏ A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和《普遍哲学史》。我想借《哲学的逻辑》而 对这个时代的逻辑的自觉有所贡献。这种逻辑的自觉之属于 我们新唤起的哲学思维，正如黑格尔逻辑之属于唯心论或归 纳逻辑（如约翰·密尔的逻辑）之属于实证主义时代一样。在 这里，一贯的基本思想本身乃成为主要的内容。在《普遍哲 学史》中，我想不以年代先后来写出历史上有名的哲学思维， 而作为在人类中显露“存有”的一个伟大现象；此伟大现象 在有关科学和宗教、艺术和诗歌方面，如何经常受社会环境 和心理事象的影响，从它的几个渊源 （中国、印度和希腊方 面的）而长期发展；它如何奋力将对立者变成单一的、伟大 的和有组织的统一体。这些问题在每个时代都没有获得解决， 而由于这种失败，乃导致了对“超越存有”（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Ｂｅｉｎｇ）之真理的认识。
不过，这些著作，现在尚未产生。《逻辑》的几部分，发 表于在哥林根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和法兰克福所作的几次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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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存在性》一九三五发表并出版于哥林根，英译本是 Ｗｉｌｌｉａｎ Ｅａｒｌｅ所译，书名为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一九 五 五年纽约Ｎｏｏｎｄａｙ书局出版；《存在哲学》发表于法兰克 福，一九三八年柏林出版）。在我所作的历史研究著作中，论 《尼采》（一九三六年，柏林）和论《笛卡儿》（一九三七年， 柏林）都已出版了。论《尼采》一书是打算作为对必将产生 存在哲学之思想激荡的一种引论。在《笛卡儿》一书中，我 想从根本上指出近代历史上的基本错误，即误将思想当作合 理的有效知见，以及由近代科学的本末倒置而带来的不幸，当 这种科学开始兴盛时，此一不幸就出现了，而且，自此以后， 这种不幸一直与它不离。
逻辑与哲学史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少了这一个，我们就 很难把握另一个，因此，研究其中之一，有助于研究其中之 另一。在那方面展开为思想世界的，在这方面便被表现为思 想的实在。
我的哲学思维向来反对把系统当作一个使“存有”与真 理明白地展露在我们眼前且在一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整体。但 同时，就寻找“秩序”、“一贯”和我的各个思想之间的彼此 关系而论，在我的思想中，我自始就是系统的。系统不该企 图抓住“存有”；系统研究的目的是在严格的保持以任何方法 展开的更进一步的哲学发展的有效性，反对系统的意志并不 排除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研究，这个意志将 会导致混乱。展开系统的研究以作为逻辑中“理性的工具”， 我认为是今天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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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我在一九四一年计划的东西，现在只完成了一部分。一 九四一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种种危难及健康上不适的环境， 使我的工作能力减弱，最后根本就不能工作。一九四五年以 后，今日世界的种种问题又接着来了，哲学的工作还是被丢 在背后。
其后，我的《哲学逻辑》的第一卷以《真理》为标题发 表了，这是系统的纲要之第四个计划。
此外，经过完全重写以后的《一般精神病理学》问世了， 虽然我的基本研究还是一样，但它已变成一本新书了。
最近几年来一连串篇幅较小的书，是以比较简单的形式， 企图把我篇幅较大著作中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材料，应用到较 广的范围中去。
（二） 齐克果与尼采
一、从历史上作反省；现时的处境
理性面若没有它的另一面—— 非理性面—— 是不可思议 的，并且在真实世界中，从来没有不具另一面而出现过。唯 一的问题是此另一面以何种形式出现？它如何存留？以及他 如何被人掌握。
努力去吸取非理性面及反理性面，通过理性来使它形成， 把它变成理性形式的一种，事实上，到最后显示它与理性为 同一之物—— 这是合乎哲学行为的；一切存在都须变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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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秩序。
但抗逆性的意志与诚实的心智对此都加反对。它们认知 并肯定不可克服的非理性面。
只要我们肯去认知，就可以在此时此地的暗昧之中找到 一个非理性面，事实上，它仅被理性形式所封存，却从未被 消除；非理性面存在于实际经验之中，这种实际经验就是实 际经验而非其他，它含藏于我们所经验的诸种日常生活之中 而非其他；非理性面是包含在对宗教性的启示之信仰中。任 何哲学行为，如果意图将存在溶解于纯粹理性，到最后都会 违反其自身，保留非理性面；这个非理性面可能缩化为无关 紧要的渣滓，或某些原始事实，或一种冲动，或一件偶然事 实。
意志在对自身有利的认知之下，把这些可能性加以利用。 一个卫护理性与反抗理性的战斗于是发起。纯粹的、透明的 理性趋向安身于可理解的事物；站在它反面的是另一趋向，要 毁灭理性，不仅要指示出它的限界，并且要把它奴役。我们 意图把自己从属于不可理解的超感知面之下，而这种东西是 通过人的最低层向世界显露它的面目，并做各种要求的。我 们希望将自己从属于冲动与热情这些自然性格之下，从属于 当前所呈现的直感事物之下。这些冲动原是哲学与之紧密相 关的，现在哲学把它们阐释为一种非理性的知识：哲学表示 出自身的陷落于非理性，反理性及超理性，以做为对它们的 知识。但是，即使在对理性最彻底的反抗中，最小限度的理 性仍然是存在的。
为要显示理性与非理性在一切思想的基础上多面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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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从哲学自身诸种实际原则中对哲学史做一番分析是需要 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几个经过挑选的事点。
对于希腊人，存在的问题已经呈现在神话之中。希腊诸 神的清彻性，被命运之庄严的不可理解性所包围，限制他们 的知识及能力。
大部分哲学家都曾偶然地，虽然是以某些重要的方式，触 及理性所不可达到的事物。
苏格拉底曾聆听过不可解的神灵之可怕的声音。柏拉图 认知疯狂，认为从病理学而言，它是低于理性，但它若来自 神明，则高于理性；只有通过疯狂，诗人、情人与哲学家们 才能窥见本体 （Ｂｅｉｎｇ）的面目。确实，在凡人的事物中，依 照亚理斯多德的想法，幸福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然而亦不全 然如是；幸福有时可从不具思考，甚至违反思考而来。对亚 理斯多德而言，有一些人，那些ａｌｏｇｏｉ（非理性者），他们有 一种优于理性的原则；他们可以不具理性，甚至违反理性而 成功。
这种例子与希腊思想的一般形式并立，表象对立于本体 （Ｐａｒ－ ｍｅｎｉｄｅｓ），虚空对立于事物（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非存在对 立于真实存在 （Ｐｌａｔｏ），物质对立于形式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在基督教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发展为在每个人之 内的理性与信仰的纷争；理性所不能fik及的事物，不再被单 纯视为异于理性，却被认为是较高的启示。在对世界的诸种 观察认知中，非理性的事物不再仅被认为偶合，或盲目的混 沌，或超越理性的、某种令人惊奇的原则，而被总括地视之 为神意。在理性上不可解的信仰，其一切基础观念，只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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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矛盾来加以表达。任何理性的、严格的对信仰之解 释都成为异端。
另一方面，在继后的几个世纪中，笛卡儿及其追随者则 试图把理性彻底以其自身为基础而建立起来—— 至少，在哲 学上对本体的思考是要如此，而这种思考是个人由自己完成 的。虽然笛卡儿未触及社会、国家与教会，但启蒙时期的态 度却做为其后果而兴起：用我所真诚思考的及我所能实际观 察的，我可以见到世界真正的结构。理性思考—— 原则上每 个人都具有的—— 对一般的人性生活是充足的基础。然而从 起始，对这种理性哲学就有一种相反的运动在活动着，不论 它被称为理性主义或是经验主义。这种相反运动，是被完全 拥有理性却又看出它的限界的人所领导：“理性的另一面”是 在任何理性面前都重要的，它使理性成为可能，并且限制它。 对立于笛卡儿站着巴斯卡；对立于笛卡儿、霍布斯与格劳底 乌斯（Ｇｒｏｔｉｕｓ）站着维果（Ｖｉｃｏ），对立于洛克、莱布尼兹与 斯宾诺莎站立着拜尔 （Ｂａｙｌｅ）。
十七、十八两世纪的哲学，似乎就从这些伟大的对偶之 中完成出来。但那时的思想家们是不调合的，而他们的理念 亦是互相排斥。
与此思想领域相对照，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家做了惊人的 努力，以创生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协调，从理性之中看出比 理性更多的事物。德国哲学在它最伟大的时期越过了前有的 一切可能性，而发展一种理性概念，这个概念是独步于历史 的。在康德的学说中，创造了新的开端。这个概念迷失于黑 格尔的空想的结构中，但到了费希特与谢林又透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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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统观数世纪的思想，同样的事情似乎常常发生：不 论理性的另一面以何种形式表现，在理性之悟解的过程中，它 或者回变到理性之中，或者有时它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