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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古代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在个时期：三国并立及新罗时期 （公元前后一九世纪），高丽时期 （十一十四世纪），李朝时期（十五一十九世纪下半期）。下面依次作简单的介绍。
三国并立及新罗时期。所谓“三国”，是指当时并存于世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后来，新罗灭掉了高句丽和百济而独立存在。当时，朝鲜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大约在此时期初，汉字传入高句丽，然后又陆续传入百济的新罗，朝鲜的文人主要是用汉文来写作。此时期朝鲜的汉文文学，主要是散文、诗歌和寓言。散文方面有史书中的传记，其中最早的史书是高句丽的《留记》（一世纪）；寓言有薛聪的《花王戒》等；诗歌则有高句丽琉璃王作于公元前18年的《黄鸟歌》，这是朝鲜古代文学中最早的一首汉诗。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和民间传说。
高丽时期。这一时期汉诗蓬勃发展，比较的名气的诗人如郑知常、李奎极、李齐贤等，用汉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郑知常的诗长于抒情，风格清丽、俊逸；李奎极的诗题材范围广泛，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最值得一提的是李齐贤，他的一生相当于中国整个元朝一代，他曾跟随高丽忠宣王在中国居住多年，写下了不少忧时伤世、怀念祖国的诗，也写了不少描写中国景物名胜的诗，并且是少数朝鲜词人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含蓄蕴藉，颇富意境。他曾将当时的朝鲜民歌译成汉文乐府诗，为保存他们本民族的民歌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关于李齐贤，我们在下一节还要作专门的介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汉文散文作品，其代表作是金富轼《三国史记》中的人物传记。此时期的民间口头文学也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爱情、思亲的民歌。文人文学中，出现了用朝鲜本国语言写作的诗歌新体载，即所谓“翰林别曲体”，它标志着：素来只创作汉文诗歌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人试着用国语创作诗歌了。我们这一章要着重介绍的“时调”，就出现在高丽末期。
李朝时期。李朝初期，也就是公元1444年，创造了朝鲜文字，国语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工具，加上当时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朝鲜的国语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是时调大量涌现，有山水时调，有忠君时调，有爱国时调，更有爱情时调。除了时调这种短歌形式外，还出现了一种同语长歌形式——歌辞。随着国语诗歌的流行，国语小说也出现了。代表作家是金万重，他的《谢氏南征记》，构思严谨，情节曲折，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级中奸官佞人的肮脏与丑恶。在壬辰反倭（十六世纪末）和两子反清（十七世纪上半叶）两次战争之后，出现了一批以中国为活动舞台、表现朝鲜民族意识的“军谈小说”。
与日本文学一样，朝鲜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就文学乃至文化来说，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还是朝鲜和日本。这有着历史的与地理的原因。从历史上看，当日本和朝鲜建立古代国家时，中国大陆上的汉民族，已经形成了文化历史悠久的汉唐帝国。因此，日本和朝鲜这两个后起的民族，锐意向先进的文化学习，便是很自然的趋势。从地理上看，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联，往来频繁；日本虽然处在东海之中，但因与朝鲜半岛距离较近，在史前时期就通过朝鲜，以及通过来自朝鲜的汉人和朝鲜人，接受了大陆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这两个民族，不但最早的书面文学要借用汉字，而且汉语也大量地进入他们本民族的语言之中。虽说是同样接受汉民族文学的影响，朝鲜和日本却略有不同。朝鲜文学主要是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日本文学，则主要是受老庄道家和佛教禅宗的影响。
下面我们来详细地介绍朝鲜“时调”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关系。
什么叫“时调”？它是朝鲜国语诗歌特有的一种体载，大约产生于公元十四世纪后半叶。时调是短歌体，每首只有三行，按照朝鲜语的说法是“三章”，即“初章”、“中章”、“终章”。一首时调只有四十多个音节，非常适合于抒情，可以唱。请看下面这首时调：
幽兰在谷，自然香。
白去在山，自然好看。
彼处却有一美人，今人难忘。
——李晃 《幽兰》流畅自然，清新淡雅。所以时调一经出现，便风行于世，持续时间达五个多世纪之久，产生了大量的作品。直至现代，还有些好古者，写些时调以抒情言志，就好象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写旧体诗一样。
朝鲜时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学对时调的产生，起到了推动、催化和借鉴的作用。
先说推动作用。时调出现于高丽王朝后期。高丽王朝（918—1392）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国际形势，它经常处于外族威胁或入侵的严峻环境之中。高丽和它以前的新罗一样，采取亲中国汉人政权的方针，与唐、宋两朝关系密切、相互支持。但是宋朝灾难重重，它的建立比高丽王朝的建立要晚四十二年，而它的覆灭比高丽朝的覆灭却早一百一十三年。所以说，比起朝鲜的高丽王朝，宋朝既是“早衰”，又是“短命”。仅仅从北宋的终结（1126年）算起，为高丽王朝所亲的汉人政权，有两个半世纪是处于艰难、偏安、混乱和软弱无力的状态之中，而这段时间相当于高丽王朝生存时间的一多半。艰难的国际环境，使得高丽朝不得不凭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生存，从而激发起本民族全体成员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所有这些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对朝鲜民族国语文学的产生，起了一种推动作用。先是产生了“翰林别曲体”，然后是“时调体”。一个民族的文学，她的新体载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则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兴旺。
次说催化作用。中国诗歌文学——宋词、元散曲的产生与发展，对时调的产生，是一种催化剂。中国继五言和七言诗之后，产生了一个新体载——词。词萌芽于唐代，盛行于宋代。这一体载带有强烈的音乐性，可以演唱。这一特点引起了高丽文人的兴趣，他们也曾试图把词引进高丽。如北宋中叶著名词人柳永 （1004—1054）的词《雨霖铃》就传入高丽，并配以丝竹演奏歌唱。
宋词在朝鲜的流传，促使朝鲜文人考虑到：要在本国找到一种与词有同样作用 （音乐性强、可唱、比较通俗）的体载。十三世纪的“翰林别由体”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但不太成功。一个世纪之后，时调便应运而生。时调可以歌唱，口语化，易懂易记，简短，便于抒情。这些特点都与词相似，也就是说，时调可以起到词的作用。从朝鲜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时调，好比是他们本国的“词”。这种朝鲜的“词”，之所以能够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宋词在朝鲜的流传和影响。
后说借鉴作用。新体载都是在原有体载的基础上产生的，时调也是如此。时调在语言形式方面，借鉴了原本就在朝鲜流传的汉语言的诗、词体裁。中国词是长短句，其音节组成是很灵活的，有三、四、五、六、七……等各种不同音节数的组合。其中五音节和七音节的句子，常常与五言诗和七言诗一样，是“2，2，1”和“2，2，2，1”的音步形式。这种组成法，朝鲜诗人非常熟悉，他们在创作时调时，便借鉴了这些音节组合法。另外，中国的四言诗体，对朝鲜的时调也产生了影响，因为在时调中，常常可以见到“2，2”这种中国四言诗的音步。
我们以上谈到的“推动、催化、借鉴”，都是从时调的艺术形式着眼。那么，从内容上讲，时调受到汉诗的哪些影响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以孔孟儒家为正宗。儒家文化讲忠君，要求人民和各级官员，都要无条件地忠于皇帝。特别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臣民们大都忠于原来的皇帝，并为王朝的覆灭大唱挽歌。汉民族的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文化和文学。
时调产生并开始为统治阶级的人物所利用的时候，正好是朝鲜的改朝换代之际。高丽朝要覆灭了，李朝要取而代之了。在政治风云多变的情况下，旧王朝的一些名儒大臣，有的保持忠节，不屈服于新兴势力；有的为旧王朝的没落唱挽歌。这就使得当时“时调”的创作，一开始便带上了忠君的色彩。高丽大臣、名儒郑梦周的时调《丹心歌》，是一首典型的忠君时调：
此身可死千百次。
纵令骨化泥，魂魄飞散入九霄。
为君一片丹心，长存永不消！
当时代表新兴势力的李芳远（后为李朝太宗王），在时调《何如歌》中，要求郑梦周为建立新王朝效劳，身为高丽大臣的郑梦周拒绝了李的要求，作这首《丹心歌》以表示对旧王朝的忠诚，后来终于被李派人暗杀。
还有些时调是为君王歌功颂德的，比如孟思诚，一生官运亨通，位至宰相。他在告老还乡、备享晚年之乐时，作 《江湖四时歌》以歌颂“君恩浩荡”。这一组时调按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写成，一共有四首，每首的末尾，都是以“亦思君”结束。
朝鲜时调的忠君作品中，有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这就是以美人比喻君王。这一类作品多出自遭君王贬斥或遗弃的文人士大夫之手，他们以男女相思之情，来表达自己对君王的思念，当然，“思念”的背后，是希望能重得君王的恩宠。其实，这类以男女关系喻君臣关系的手法，是从中国传到朝鲜的。屈原的《离骚》，还有后来曹植的《洛神赋》，都运用了这种手法。朝鲜国语中有“nim”（或发音为“yim”）一词，大约相当于汉语中的“君”字。它既通用以表示对人的尊敬，也可以用来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