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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越南相比，中国文学对缅甸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中间的原因很复杂，可能主要是由于印度佛教对缅甸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太大了。十九世纪后期，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西方文学涌入缅甸，促进了缅甸与外国文化的交流。随着英文在缅甸的流行，缅甸人开始通过英译本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这一点，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日本、印度、朝鲜、越南等其他东方国家都不相同。
中国文学作品是在什么时候被译成缅甸的文字，并在缅甸发表？已经很难考查清楚了。缅甸文学界开始关注中国文学，是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也就是在缅甸发生“实验文学运动”时期。当时，缅甸仰光大学的部分青年师生，不满文学界的现状，本着“试探时代的爱好”这样的精神，进行了一场文学革命——实验文学运动。
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新文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运用接近群众的语言来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一批五四新诗人，用白话文写新体诗，冲破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而缅甸实验文学在诗歌方面，主张不受旧的韵律的严格规定和句子长短的限制，提倡最大限度的自由，以便能使诗人自由地抒发感情。在散文方面，反对冗长繁琐、晦涩费解的旧文风，提倡简洁、朴实的新文风。在写作的内容方面，则认为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生活，要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缅甸实验文学运动的鼓吹者和参加者们，从当时的英文杂志上读到了中国五四文学主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这对他们的创作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实验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炽烈的爱国热情，清新、明快、朴实的写作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
中国的文艺思想在缅甸发生更广泛的影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期。二次大战后，缅甸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空前高涨，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不断创新。堪称时代号角的缅甸《星》杂志，一方面刊登具有新思想的文学作品，一方面用大量篇幅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介绍给缅甸文艺界的。《讲话》译文的发表，在缅甸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斗争中去的思想，以及继承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的观点等等，都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肯定。这对当时开展的新文学运动起了指导、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人们对“新文学”的认识逐渐成熟。1950年，缅甸出版的第一期《新文学》杂志指出：“新文学应该是站在劳动阶级一边。批判今日的资产阶级社会，反映群众革命和群众生活的，不满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向前看的、进步的”。而中国的文学作品，正是在缅甸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被大量介绍给缅甸读者的。如鲁迅、蒋光慈、秦兆阳、刘白羽、赵树理等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都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初期，由缅甸作家翻译发表。
随着缅甸知识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和了解，中国文学在体裁和写作手法方面，对缅甸文学产生了影响。譬如，早在1913年发表的吴腊（1866—1921）的小说《茉莉花》，就有中国章回小说的痕迹。作者常常在一章的末尾写两行诗概括全局，吸引读者继续往下看。《茉莉花》每章结尾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正是……”、“诗曰：……”之类的笔法，在中国的章回小说中，是可以经常见到的。另一方面，缅甸的文学作品，也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促进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阿拉伯、波斯文学与中国“一百零一”与“一千零一”
标题中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代表两部文学名著。“一百零一”，代表古代伊朗大诗人海亚姆的诗歌《鲁拜集》，因为这部诗歌集正好一百零一首；“一千零一”则代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两部作品，分别是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的代表之作。更有趣的是，《一千零一夜》受到了波斯文学的影响，它中间的故事，主要来自波斯故事集《一千个故事》；而《鲁拜集》在艺术形式方面（如韵律、节奏等等），又受到了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因此，这两部名著本身，又是波斯文学与阿拉伯文学相互影响和促进的极好例证。
我们在绪论部分已经讲到，阿拉伯波斯文化是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而且，在诸多的东方民族中，直接对欧洲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阿拉伯波斯文化。在介绍阿拉伯波斯文学与中国的关系之前，我们先要花一点篇幅，谈谈阿拉伯文学与波斯文学的关系。
七世纪上半叶，在亚洲西部发生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历史事件。阿拉伯半岛上，处于氏族社会晚期的各部族，团结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如秋风扫落叶之势，很快征服波斯、拜占庭等世界大国。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就建立起了东起信德河西至大西洋的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伊朗人引为骄傲的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4—615年），在阿拉伯圣战者的刀锋下结束了她的光辉历史，从此后，波斯开始了二百年被异族统治的历史。就文化和文学来说，一方面，被征眼的波斯民族，逐渐伊斯兰化；另一方面，阿拉伯征服者又逐渐地波斯化。总之，阿拉伯与波斯两个民族的文化，是相互交汇、相互融合，产生了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
阿拉伯与波斯文学的相互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在中世纪，所谓思想意识，主要就是指宗教和神学。一个民族，如果她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变化，那么就意味着她的整个意识形态都会发生变化，而且这一变化首先要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出来。阿拉伯人给波斯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在半强制半鼓励的政策的推动下，伊斯兰教最终于十世纪末在伊朗人民中间获得了决定性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歌颂与赞美真主的作品。请看下面这段诗：
仆人最好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主的座前请求宽恕，我们无论怎样对他赞美，也比不上他的恩威。
他的仁慈的甘霖广大无垠，他给我们的食禄无穷无尽。——萨迪《蔷薇园》在这类表现宗教意识的作品中，还特别强调教徒自身的修养，也就是说，要排除内心的杂念，要修身养性，这种内心的修养，甚至比完成宗教仪式还要重要，诗中写到：
呀，朝拜的人们，你们向何处去？
意中人就在这里，快来这里，快来这里。
意中人原本与你毗邻而居，你为何还四野彷徨，到处寻觅？
你要朝拜那无影无形的真主，主仆本在一身，天房是你们自己。
显然，阿拉伯人是以伊斯兰世界观作为统治波斯的思想武器。同时，波斯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高举起自己的旗帜，这旗帜就是在波斯人中间产生的爱国思潮——舒毕思想。什么叫“舒毕思想”？“舒毕”是阿拉伯语词汇，意为“部族”。原来《古兰经》上有一段经：
人们呵，我创造了你们，把你们分成男女，把你们分成不同的种族和部族，愿你们互相了
解，你们的尊严是安拉给的。
这段普通的经文，被波斯人加以引用，成了反抗阿拉伯统治者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波斯人引申这段文字的涵意，他们说，既然真主无一例外地赋予一切种族的男女以尊严，那么，不同的种族与个人之间，就不应该有贵贱之分。伊斯兰教 （以及真主）应该属于所有教徒，不应该由任何种族或个人所专有，这样就从理论上剥夺了阿拉伯民族优越的口实，动摇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地位。可以这样说，“舒毕思想”实质上是波斯人反对阿拉伯人侵略与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来读下面这首诗，我的根基深厚，荣誉崇高，我的语言如同锋利的钢刀。
凭借它，我维护人的尊严，哪个头顶王冠的人也休想来侵扰。
它所表达的就是波斯诗人的“舒毕思想”。
在“舒毕思想”的推动下，出现了波斯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王书）。
《王书》的作者叫菲尔多西（940—1020），出身于伊朗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波斯民族苦难深重而又不甘忍受折磨的政治气氛中长大。他的《王书》，就是在反抗阿拉伯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潮的鼓舞下，产生的一部民族英雄史诗。《王书》卷帙浩繁，结构宏伟，全诗总长二十一万行，描写公元651年萨珊王朝灭亡以前波斯帝国的历史传说，其中包括五十个国王统治的兴衰，中间穿插许多曲折生动的传说故事。这部作品一向被誉为古代波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关于这部伟大史诗的意义，作者自己说得非常深刻：“三十年我辛苦不倦，用波斯语拯救了伊朗”。诗人的这两句评语，准确地说明了当年伊朗所面临的危险和《王书》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在诗人看来，他的祖国正处于亡国灾难之中，他的史诗中所歌颂的民族精神唤醒了人民，鼓励他们去争取民族的独立。
阿拉伯文学与波斯文学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波斯人争相把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方面是为了炫耀自己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还希望以统治者的语言保存本民族的文明精华。
公元750年，穆格法把印度《五卷书》的巴列维语译本经过加工，翻译成阿拉伯语，题名为《卡里来与笛木乃》，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