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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文字使用”、“作品分类”和“结构布局”三个方面，概述了日本的《万叶集》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关系。为了更透彻更细致地了解日本古代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的相互关联，我们来将 《万叶集》同《诗经》作一点分门别类的比较。
1，历史地位。《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约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收集了周初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合乐歌词。《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她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影响。同样，《万叶集》作为日本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对于本国的文学也有着巨大的多方面的影响。两部文学巨著，在各自民族的文学乃至文化史上，有着大至相同的历史地位。
2，时间跨度。前面已讲到，《万叶集》所收集的诗歌作品，其创作的时间，跨越了三个多世纪，共计四百四十多年；而《诗经》的时间跨度，大约有五百年。巨大的时间跨度，决定了这两部作品，在历史容量、思想内涵、人生画面、人文景观、美学尺度等等方面，均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她们既是艺术作品，又是对各自民族之历史、文化、政治、宗教、军事、外交、农业以及民族成员之日常生活的真实的艺术记录。
3，作者构成。《万叶集》和《诗经》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有着数不清的作者。这两部作品的作者，其数量之多，身份之复杂，地位之悬殊，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比如《诗经》的作者，既有天子诸侯的贴身近臣、史官、武将，也有猎手、农夫、弃妇、乞丐，既有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也有落魂失魄的怨男怨女……《万叶集》作者的构成更加复杂：上至天皇、皇后、皇子，下至官吏、僧侣、文人学士以及农民、工匠、商人、浪人、游女……
4，题材特征。如此众多的作者，来自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角落，有着各自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因此，将这些作者所写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必然构成题材上的重要特征：广泛、多样、复杂、丰富。读中国的《诗经》，既能感受到上层社会的腐败贪婪、相互倾轧，又能感受到下层官吏的落落寡欢、忧愤不平，更能感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贫穷、艰辛、困苦、无助。读日本的 《万叶集》，我们可以看到“班田制”下农民饥寒交迫的惨状，也可以看到被征调而远离家乡的防人对恋人的思念，还可以看到皇族内激烈的派系争斗和宫廷内的苦闷与哀痛，还可以看到东方女子缠绵的情意，富士山迷人的风光。
5，写实风格。《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和代表作，诚如中国古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说：“风雅之作，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诗经》中的优秀之作，言志抒情，针砭社会，讽刺假恶丑，歌颂真善美，并不是骚人墨客的无病呻吟，也不是达官贵人的假意虚情。写实，也是 《万叶集》的风格，集子中的作品，反映社会生活而不加粉饰，吐露真情实感而不扭怩作态，读者从一首首和歌中，能听到歌人的心声，能感受到歌人脉搏的跳动。除去奈良中期以后的宴饮、相闻、季节歌以外，《万叶集》的大部分和歌都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选取现实生活中的素材，真实而真诚地抒情写意，而不是着眼于营造梦幻、臆构虚境、陈述空想。
6，民歌味道。两部作品都有很浓的民歌味道，《诗经》中的《国风》，本来就是当时的采诗官，在各个诸侯国中采集到的民歌；《诗经》中的《小雅》，也有一些和风诗相近的作品。这些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底层的歌谣，纯朴、直率、真挚。比如，同是恋歌，既有大胆坦诚的表白，也有微妙细腻的心理活动，还有弃妇赘婿的悔恨与愁怨。《万叶集》中，卷十四的东歌，卷二十的防人歌，卷十三的歌谣，都是产生于水滨山乡的民谣。这些民谣，直接使用方言的乡音，直接抒写社会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还能感受到日本劳动人民纯朴、诚挚、善良的情怀。
7，比兴手法。“比兴”，是《诗经》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法之一。比，就是比喻，打比方，以此物比彼物；兴，就是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经》的首篇《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起首两句，既是“比”，又是“兴”。用洲中睢鸠这一“他物”，引出诗的爱情之词，这是“兴”；用睢鸠快乐的鸣叫，来比喻“君子”与“淑女”的爱情追求，用睢鸠这种情感专一的水鸟，来象征人世间的伉俪之情，这是“比”。《诗经》中的许多作品都用了比兴手法，所以汉代的《毛诗序》（一篇关于《诗经》的重要的评论）讲诗之“六义”时，专门谈到了“比”和“兴”。日本的《万叶集》，不仅也采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而且有些作品同样用“睢鸠”来比来兴。请看这首 《寄物陈思》：
睢鸠在海滨，大海茫茫波涛涌，拍岸浪纷纷。
不知你亦往何方，我的心上人。
同样是描写爱情，同样是用鸠睢来比兴，不同之处，只是将睢鸠从河之洲移到了海之滨。再看这首《悲别歌》：
睢鸠在河洲，洲畔有条离岸船，架起船去远。
心上人儿可在船，日后难相见。
用“睢鸠”引出“离岸船”，又由“离岸船”引出“心上人”，虽说是更曲折的起兴，但同样是借用了《诗经》的艺术手法。
日本《万叶集》与中国《诗经》的相似之处，远远不止以上七个方面。
《万叶集》成书之时，正是我国的唐代，正是我国的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读《万叶集》，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日本人，是怀着怎样的文化兴趣和艺术欲求，如饥似渴地学习唐代以及唐以前的文艺作品。他们写的诗，象《诗经》一样清新明快，一唱三叹，像唐诗一样意象丰富，节奏流畅；他们作的文，骈四俪六，辞采华艳，颇具齐梁遗风……日本的文学艺术家为了吸收汉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汉文学的影响，又大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学的发展。
日本刮起“白旋风”
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日本文坛上刮起了一股“白旋风”。
何为“白旋风”？就是日本人崇拜白居易、学习白居易、摹仿白居易的文化风气。
大家知道，白居易是我国唐代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作品，大约在公元九世纪中期传入日本，其时为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中国唐代文宗、武宗、宣宗年间。白居易在世时，亲自参加编定他的作品集《白氏文集》。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白居易在《文集自记》中说：
《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会昌五年，白居易七十四岁。当时诗人自己得知，他的集子已经广泛地流传于东南亚各国，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日本。
白居易的诗歌作品是怎样传入日本的呢？据专家们考证，八世纪与九世纪之交，日本的学问僧来中国学习佛教，回国时，便将白居易的作品带回日本。比如我们后面将要介绍的著名的弘法大师，于九世纪初在中国留学，钻研佛经，其间曾仔细研究过中国的唐诗，著有 《文镜秘府论》。可以推测，弘法大师回日本时，一定带走了白居易的作品。后来，白居易的诗文作品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进入日本。直至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的两百余年间，在中日书籍的贸易方面，《白氏文集》仍然是从中国进口的大宗物品之一。据有关文献记载，仅日本的长崎一地，从1719至1760年的四十年间，从中国输入了《白乐天集》五种十套、《白乐天诗集》一种两套、《白香山诗集》一部七本等，总计有七种不同的版本经过长崎港进入日本。
下面给大家讲两个“白居易在日本”的小故事。
九世纪初，日本的嵯峨天皇不知从哪里得到一部《白氏文集》，他视如珍宝，藏在他的书房里，不让任何知道，只有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才将《白氏文集》拿出来拜读赏玩，咏之诵之，他以为日本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白氏文集》和白居易的诗歌了。有一次，嵯峨天皇与文臣小野篁交谈，谈话间，天皇随口吟咏了两句诗：
闭阁唯闻朝暮鼓，上楼遥望往来船。
然后很得意地要小野篁加以评论。这位天皇满以为他的文臣会对这两句诗大加赞赏的，没有想到小野篁却说：“如果将第二句中的‘遥’字换成‘空’，就最美了。”天皇听了这句话，大惊失色。原来，嵯峨天皇朗诵的是白居易
《春江》一诗中的两句，白居易的原诗用的就是“空”字，天皇将“空”改成“遥”。他以为袭用白居易诗句是无人知晓的，谁知被小野篁点穿了他的“奥秘”。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不仅深藏于皇宫内府，而且流传于贵族朝臣之中。这位小野篁肯定是熟读了白居易的作品。还有一次，嵯峨天皇在西山离宫召见群臣，命小野篁作诗。小野篁当场赋成两句，十分精采，天皇赞赏不巳，将小野篁升为宰相。其实，小野篁朗诵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诗作，而是从白居易的诗句中推化而来。天皇没能“哄”过大臣，大臣却“哄”过了天皇。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另一位天皇。那是十二世纪的下半叶，“白旋风”在日本列岛已经刮了四百多年，《白氏文集》早已不是宫中“枕秘”，而是
日本天皇必备的修身养性之教科书，宫廷内专门设置了《白氏文集》的侍读官，负责向天皇进讲白居易的诗文作品。当时执政的是高仓天皇。有人向高仓天皇献枫树，天皇非常喜爱枫树，专门派藤原信成守护。有一天，一个仆人剪下了一些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