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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新闻工作情有独钟，仍然要求到报社工作，乃于1951年被安排到天津《进步日报》。
《大公报》与《进步日报》合并后，毛健吾转入《大公报》，和原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朱文浦一道在检查组工作。两位资深报人工作十分认真，他们负责检查报纸二校后的清样，用绿色墨水修改、书写，有时候发现问题较多，修改过的小样上呈现一片绿色，被排字车间称为“绿色恐怖”。
毛健吾当时年过五旬，精力依然旺盛，腰板笔直，步履矫健。工余之暇，读了不少中医药书籍，可以熟练地把脉、开处方。早晚休息时间，不时有报社同仁登门求医，被称为“毛大夫”。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因“历史问题”被判徒刑，发送黑龙江省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据同时在农场改造的《大公报》记者谭秉文回忆说，有一天下大雨，他站在牢房窗口，曾看到毛健吾雨中身背一捆柴棒，踉踉跄跄地走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和他交谈的机会。
1968年3月28日，一代爱国报人毛健吾瘐死，终年六十二岁。毛健吾的多年老友王淮冰、黄邦和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毛健吾其成也由于办报，其冤死也与办报有关，这是令人唏嘘不已的。”
三
1950年2月初一个晚上，我进天津《进步日报》当编辑。总编辑张琴老向我详细交代任务以后，第一个给我介绍的同事就是朱沛人。当天晚上，他是第一个来办公室的。他身材不高，体格偏瘦，留着短背头，操南方调的普通话。此后，我们就比邻而居，共操编务了。他比我先到半年，对《进步日报》从发稿到组版的一套编辑程序十分熟练。我遇到什么问题向他求教时，他总是不吝赐教，比比划划地提出一些办法。
五十年代初，报纸出版的过程比较复杂，要经过排铅字、拼版、打纸型、浇铅版，最后才印刷出版。那时的编辑发完稿子，要到排字房去，和排字工人一起拼版，直到看完大样，才算完工，常常长达十来个小时。工作中有些空闲，我们海阔天空地漫话古今中外。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他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抗战爆发，在浙江省一个地方参加报纸工作。抗战胜利以后，因为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担任南京《中央日报》社长，他被邀请去任副总编辑。
朱沛人虽然在国民党报纸中身居要职，却没有一叶障目，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希望国家走向民主富强。1947年7月29日，报社另一副总编辑陆铿在报纸上揭发孔祥熙非法套汇，朱沛人予以支持。为此，陆受到审查，朱沛人也遭到训斥。1948年6月11日，他和陆铿联名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宣布脱离《中央日报》，同时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报告，自愿脱离国民党。其后，他应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之邀，北上担任总编辑。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经过一个短期培训班培训后，被分配到天津《进步日报》。
我们共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报社职工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工资以小米计算，一般的编辑记者，每月收入小米五百斤左右，约合人民币旧币四十多万元（1953年币制改革时，定为一万比一），收入偏低。当时长达十二年的战乱刚刚停止，各行各业处于恢复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都比较艰苦，大家认为理应共渡时艰，因此工作都十分努力。
报社职工经常加班加点。编辑们下了夜班，白天又加班编增刊，自得其乐。1950年实行休假制度，每人可以休假十天。有些人休息了四五天以后，就回到报社上班，说是天天闲着真过不惯，宁可来干活。朱沛人是其中的一位。可以看出，他和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同调的。
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在天津举行。朱沛人和我都兼职去采访，在他的提议下，《进步日报》编辑出版了有关比赛资料的小册子，由工厂的小青年抱着到比赛现场去出售，受到了球迷们的欢迎。那年秋天，在他的建议下，报社编辑出版了时事日历，为报社增加了一些收入。编辑的全部工作则是无偿的。
当年年末，在天津市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朱沛人被公安部门定为历史反革命，被管制两年，从编辑的岗位上调整到报纸检查工作。《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之后，他调到北京参加贸易合作组的编辑工作。我则到社长办公室，后来又调作驻地记者，联系不多了。
1957年5月间的鸣放阶段，我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几篇短文。他对当时机关工作的官僚主义和社会风气提出一些批评，是完全合乎政府一再提出的鸣放号召的。但是，文章既不合乎他的身份，又不合乎上司的要求，乃被收入右派网中。又因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担任过要职，于是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1965年，朱沛人从北京通县的监狱转押到黑龙江东部的监狱，又苦熬了三年，终于1968年服刑期满。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刑满并不释放，而是分配到嫩江农场九分场工作。除了每月能拿到三十二点五元的工资，并享有可以到食堂买饭菜、到合作社买东西的“自由”外，其他方面和在押犯相差无几，在农场被称为“新生”，也被称为“二劳改”。这种人物，我在云山畜牧场所见甚多，无论精神上还是活动上，都和劳改犯相仿。他们回家探亲是要经领导批准的。
朱沛人成为“二劳改”以后，曾经几次调动工作。最自由的是往嫩江县城关农场的职工医院给托儿所烧炕的日子。他白天挑水、烧炕，天黑以后，孩子们回家了，两间房子的两铺大炕，就剩下他一个人，不再有什么人来监管。他买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躺在炕上无拘无束地听听广播，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真的可以说是神仙过的日子了。那是1975年。
让他特别高兴的是，这一年冬天，竟然遇到了一位命运相同的熟人——《文汇报》原驻北京记者谢蔚明。老谢和他的遭遇完全相同，也是划了右派，又判了徒刑，到了北大荒，又成了“二劳改”。过去，他们虽然来往不多，北大荒一见，正所谓“千里他乡遇故知”，使他们都感到喜出望外，原来，这时的谢蔚明是奉命陪伴一个病人到职工医院来的。
2003年，他们这次相会的二十七年之后，我在上海谢蔚明的寓所，听他回忆了他们1975年会面的一些情景。
“他使我大吃一惊”年已高达八十六岁的谢老对我说：“他衰老得使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人像是缩小了一块，头发几乎脱光了，消瘦得只剩下一张三角脸。他本来脸发黄，这时候变得黢黑了。他的右手受过伤，拇指伸不直。他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的黑色棉衣，俨然一个叫花子。”
“但是，他头脑依然十分清晰。借助一只半导体，他从套话连篇的新闻八股中，从现实生活中，依然感到国家局势的混乱，感到自己前途的渺茫。他对我说，妻子八年前不堪困顿的生活，故去了，只有五十三岁。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孩子们一面。”
他们在一起聚会了三天。两位老友同桌而掬，抵足而眠，促膝谈心，互相倾诉压在胸中近二十年的积郁。临别时互道珍重，相期再见。然而，朱沛人已经没有机会了。
1976年，朱沛人被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仍然一心想着一家团圆，但已是重病在身，1977年4月11日，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凄然死去，终年六十一岁。他的一儿一女在他去世后十天赶到当地，只看到大荒原中的一座低小的孤坟。他们只能捧回一抔黑土，作为永久的纪念了。
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 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搬家次数达一百八十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将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投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十七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蜇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