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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坏脾气》一书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章的通俗性是无庸置疑的。我想指出的是，作者在前言中说自己“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思想体系，也从不奢想用自己的所谓思想框架给历史以某种解释”，显然是一种自谦。如果没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就不可能厘清中国古代政治中“道”与“术”的复杂关系及其具体表现，也不可能透过历史的迷雾，洞悉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文治传统和分权制衡机制其实都是为了保障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与现代政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张鸣从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层面阐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威结构及其运行方式，揭露封建时代吏治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充分展示封建官僚的双重人格和“清官现象”的本质内容。张鸣觉察到人性深处所隐藏的种种幽暗意识，揭示专制政治传统的复杂社会成因以及农民式权力制约方案的虚幻空想性质。如果没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就不可能写出像《雍正的天真》、《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那样带有典型的史景迁式著述风格的史学杰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张鸣先生通俗写作路线的成功，与他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成就有着一种正向对应的关系。我们今天品味《直截了当的独白》和《历史的坏脾气》中的那些文字，之所以感觉味道特别醇厚，乃是因为这是经过张鸣先生精心勾兑的两瓶陈酿，而这些陈酿的酒曲是作者在过去二十年间陆续推出的那些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显示，他不但对历史上那些断烂朝报、官修正史、野史趣闻、笔记文集等基本史料烂熟于胸，而且还自觉地尝试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兄弟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这些史料进行重新解读。这使他的研究带有显著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特色。这种个性化的学术训练，使他能够超越于一般传统正史或近代革命史的观察视角和叙述范式，更多地窥见历史真实的不同面相。尽管从表面看来，他所谈的不过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寻常话题，他所做的不过辑录一些旧闻新抄，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些全新的认识。他依据野史素材讲述的那些历史故事也许并不都是真实的，但是那些故事所折射出的某些历史现象和社会心理却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当他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和十分浅显的语言对这些历史现象和社会心理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之后，呆板的历史画面似乎立刻变得生动起来，历史的某些瞬间似乎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关于历史的言说也就因此具有了丰富而广泛的时代意义。
斗室里的巨眼
——读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
？ 朱 正
中国知识界提出学外国的问题，如果从甲午战败特别是戊戌维新算起，二十世纪足足谈了一百年。如果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算起，更要早了五六十年。这题目至今没有谈完，现在还有不少人在谈。资中筠新出的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大部分的篇幅也是在讨论这个题目。
资中筠说，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央王国’的梦幻在眼看着自己的国力和地位一落千丈中破灭。这一过程极端屈辱而痛苦：中国最早派驻欧洲的大臣不但发现了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而且发现欧洲人看中国如古代中国人视‘夷狄’”。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这一点，承认了这差距，于是，学外国或者说“西化”的问题就提出来了。“百年来我们仁人志士在谋救国之道的过程中都不得不以西方为参照系。”
“西化”的“西”，不必把它看作一个地理概念。“西化”可以认为是“现代化”的另一表述方式。说“现代化”，大约反对者不多，说“西化”，反对者就会多一些，对于“全盘西化”这一说法，反对者就更多了。据我所知，最早使用“全盘西化”这个提法的，是陈序经和胡适。胡适曾经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为了消除对这一提法的误解和反对，胡适写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表示：“‘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指出：即使说“全盘西化”，也“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对于那些害怕“全盘西化”会要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胡适劝他们不必多虑：“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这是确实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就中国化了，化为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是通过毛泽东思想来认识、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一问题上，资中筠同样指出：“现在我们常常说怕全盘西化，其实想全盘都全盘不了，中国有这么深的传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绝对全盘化不了，问题在于你要学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几次现代化的过程中，晚清民初，从‘戊戌’诸君子到五四健将们，他们拿来的大多是精华。其原因是作为载体的这些人，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自己原来的文化修养就比较高，对于传统文化的优良的部分他们继承了，而对于应该扬弃的、束缚中国现代化的部分他们体会非常深刻。”
即以五四运动而论，资中筠指出，当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两样恰好就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有人说还应该加自由和个性解放，我认为民主的概念就包括自由在内，反正不管你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所有这几样东西确实是精华”。对于五四运动的这两面旗帜——科学和民主，作者作了这样的解释：
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贯穿于全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
这两者，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发展到烂熟以后特别缺乏的部分”。在这本书里，作者对“西方文明的精华，或社会进步的要素”，作了这样的概括：
（1）科学和理性，导致怀疑和创新。
（2）人本主义，尊重人格的独立，使每个人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追求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3）自由与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发展为四大自由。罗斯福的“新四大自由”对我们特别有现实意义，因为他实际上是把旧的四大自由压缩为两项，又增添了“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前者略等于我们说的“生存权”，但是更进一步，发展出来一系列福利保障制度；后者是每个人的安全感，当时主要针对战争威胁，同时也针对人权的保障，对当时的美国黑人特别有意义。
（4）民主和法治，是保障以上三点的一整套制度，核心是对权力的制约，宪法高于一切，社会得以在“和而不同”中有序地发展。
（5）社会公益和志愿精神。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建立在每个公民的主人翁感和对社会的自发的责任感之上，也是制衡个人主义和过度商品化的重要因素。
这些，大约就是作者认为应该向外国借鉴和学习的内容吧。
那种从根本上反对学外国的抱残守阙的态度不去说它了。在能够接受西化或曰现代化这一口号的人们中间，却也有一个传统的偏向，就是太讲究实用这一方面。去今一百年以前，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在留学生中间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里描写这些人说：“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眼中只有钩爪锯牙，也就是资中筠书中说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规模和程度，是历史上空前的，出国留学的人数之多，也是历史上空前的，经济也实现了引人注目的快速增长。这些当然都很好。对于这些好事，作者表示了她的隐忧：增长与“发展”还不能完全等同，发展就要涉及全面的体制和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国内大多论著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作比较时，只着眼于经济、军事、人均生活指数等，却很少考虑各种“软件”，也就是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软实力”的因素，国民素质几乎不在考虑之列。但是二十一世纪国家之间的较量恰恰更多在于“软实力”。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只有物质层面，没有制度和精神层面。
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与政治、社会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其含义难以预测，充满变数，最令外界不放心。
像增强“软实力”、提高国民素质这些，都是极大的题目。在这样一本随笔集中，恐怕也只能指明一个方向，表示一下希望。书中有一篇《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的故事及其启示》，就让读者具体地看到“软实力”是什么意思。它告诉人们，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及至社会政治制度，使这一个有天分的农家孩子成了一个对人类大有贡献的大发明家。假如他遇上了农村户口不能随意迁入城市的户籍制度，一些学校不在农村招生的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