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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说，研究历史学的思想家都是古代先知、智者的现代遗存，他们对历史的诠释包含着对历史的预言，但就人类接受历史学家的预言来说，预言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与预言的内容一致。修希底德说，雅典人认为自己不可避免地与斯巴达会有一战的看法成为雅典与斯巴达开战的原因；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对文明没落的预言成为刺激文明更新的力量。我的分析表明，科学理性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在斯宾格勒等于文化的没落——会反过来对文明以刺激，“没落”也就意味着新生。
文明的危机最终还是要归结为心灵的危机，人类精神－“心”可以划分为三个构成：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理性。如果不求太严格地表述则可以用比喻来代替，所谓思辨理性就是我们大脑用来做数学题的思维力，或曰逻辑思维与理性想像力；所谓实践理性，就是个人行为即为人处世的方式，或曰道德；所谓判断力理性，是我们欣赏美好事物的思维力，或曰审美。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理性三者还可以翻译为大众语汇，就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本欲和能力。危机正在于前者的独大，而后二者被前者僭越。
逻辑－思辨理性－求真，这一人类理性层面的发达是西方文明昂然崛起于世界各种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欧洲为中心）看待世界的骄傲心理之所原。欧洲人求真精神使他们的思辨理性－科学理性在认识论中开辟了其他文化圈所没有的深度，因此也使自己的物质文明获得超越地位，于是才有力量像世界的主人翁一样去征服和教化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地区。他们以自己的文明为中心的骄傲心理似乎理直气壮，而没有意识到这种重强力而慢道德的心理会反过来伤害自己。
我们不能否认道德与审美也蕴涵着思辨理性，正像思辨理性也不是完全与实践理性与判断力理性无关一样，因为人类理性总是综合运用的，但以前者代替后二者无论如何是思维的误区。当人们不假思索地说“科学的道德观”、“科学的艺术理论”时，是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类理性自身三种层次区分的误解。人们相信：科学认识论可以科学地制订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没有比这个词再明显地表征出人类对自身理性的科学主义认识倾向，科学主义把人类生存和宇宙存在都作为自己的领地来开发，认为人类形而上学的领域总可以被科学代替。拿破仑曾问物理学家拉普拉斯，你的理论为什么没有上帝，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不需要。这种看起来显示科学家自信的戏剧性场景影响了更多的观众。谦卑地在自然力面前、谦卑地在造物主面前默默祷告被年轻人嘲笑为迂腐；自信，要像第欧根尼命令亚历山大一样命令上帝——走开，不要挡住理性的阳光——这种狂妄在显示人类理性胜利的同时也蕴涵了人类文明即将到来的悲剧。人类以及人类自恃骄傲的理性是从哪里来的，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父母亲生育了我们，但不是他们创造了我们，我们是谁创造的？我们只是宇宙理性使宇宙历史展开的时空序列中在偏僻的一个叫地球的小星体上的果实，宇宙理性－上帝是先于人类理性的，尽管宇宙理性的被感知以“我”存在为前提。人类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宇宙中，也不知道自己出现在宇宙中的意义，“科学的世界观”——就思辨理性可以推理人是什么（what）、人的原因（why）、人的归宿（where）意义而言——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科学的世界观”存在的话，那就是认为不存在“科学的世界观”才是科学的世界观。把物理学运用于物理学之外，认为上帝观念是愚昧的渊薮，从而取消作为道德根基的上帝，否定传统价值观，听从“超人”重新规划世界的新的“科学的”伦理观和价值观，那将会怎样？种族战争和阶级战争在二十世纪的规模和损害生命的程度，当然可以使理性人类傲视大自然中野兽的狩猎行为：你们的牙齿太原始了，我们有先进的方法，如果“文明”使道德重新回归为弱肉强食的逻辑，并且“先进”意味着征服工具的高效率，那么斯宾格勒对欧洲文明赋予没落的意义是再精辟不过了。
由此我们看到了认识论对存在论影响的重大：火车汽笛的咆哮把远古先知的枯骨震得粉碎，格物致知的物理学使任何不死的“灵魂”丧失了避难所。牛顿力学的“灵魂”是数学—逻辑，而不是造物主；微妙的善恶因果报应（耶稣说在尘世的善行将使其享用天堂的宴席）被大炮的震耳欲聋之声消解，大炮射程可以通过几何学和物理学的简单原理计算出来，所炸死的人并不区分善恶……世界并不神秘，一切都可以换算为数学、物理学的完美解释，上帝，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了，“我”的智慧和双手足以认识和改变世界，我等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已代替你成为宇宙的主宰者，吾人的意志力只要充分结合自己的智慧就可以征服世界。这是书斋里走出的浮士德的想法，这个想法作为近代欧洲意识也传播到东方，这种把“我”看作宇宙中心向外扩张的意识可以称作浮士德精神。
人类不是宇宙的主宰者，正像地球和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当人类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者，他们就容易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世界理性，这种人类（尤其近代欧洲人）的浮士德精神使他们自大狂般地认为：人类可以彻底改变道德律。把道德理解为超越上帝律条而可以人为制订——这种狂妄是浮士德精神的进一步的非理性膨胀：浮士德已经成为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查拉图斯特拉了。超人概念可以理解为那个具有人类群体中充沛意志力的枭雄，也可以理解为经过数百万年进化已经很自信的现代文明人群体。这种“超人”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天理（历史决定论者读作：社会科学家发现了历史必然规律）——重新制订道德律令的危险性直到现代的我们才看清楚了。
由此不难看出，唯意志论和历史主义决定论可以如何被轻而易举地互相转换，超人意志认定的破坏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规律”决定的破坏的必要性，只是在用词上略有差别。超人观与历史决定论思想像风向标一样反映了欧洲文明的危机：狂暴的时代就要来临，欧洲需要铁锤、需要炸药，砸烂腐朽的旧世界，炸毁堕落的旧文明，涅槃后才能重生，一切价值必须重估，人作为宇宙主宰的新世界将完全不同于唯心主义时代上帝主宰的旧世界。新世界的道德就是对旧世界道德的颠覆：杀人是合理的，如果他们是不配与人类同类的卑贱种族；抢劫是合法的，如果财产属于堕落的犹太人。历史的疯话只有在后辈反思历史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而对于当时经历的人来说，是再理性不过了——还有什么比听信伟大真理更理性的行为吗！
我们注意到，德国人民被希特勒讲演所呼唤起来的高尚情感和拯救世界的精神并非虚假，德国人认为他们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他们实在厌倦了一个徒具民主形式但软弱无力的政府，它除了制造失业和听从外界强力承诺战争赔款还能做什么？按海德格尔的话是人民顺应了历史的“天命”。而“天”的意义正是上帝，那么，在某种暗喻的语境中，尼采的超人就有了上帝之子的意义，上帝之子是耶稣，但“天兄”也可以是另外的人，救世主与上帝和圣灵三位一体，德国人看见了异象——希腊的酒神变形为上帝又变形为希特勒。那个祖辈信仰的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类中的超人坐在他的高位上。
如果我们把善恶的评价抛弃，只把行为看作一种完全无道德审美的对象，在尼采的超人形象被希特勒演绎为历史的活剧中，希特勒身上确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其意志中有使德国人如痴如狂的吸引力，语言斩钉截铁、表情刚毅顽强，挥手间挟持风雷，决定他国的生灭，由于讲演中夸张的表现力过于充沛，我们甚至看出他有某种诗人般的天真。当希特勒还没有表现出他灭绝人性的魔王身份时，德国人有理由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超人。尼采哲学的特点是文学性的诗化，与希特勒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超人表演的文学性诗化相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在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的相通，二者都营造了一种使人迷醉的癫狂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一种自以为超人的想像力可以激发出巨大的勇气来，这可以解释希特勒的军队一时间为何所向披靡。
但艺术想像力的滥用是危险的，因为世界不会在一切方面听命于人类的艺术性诗化幻想，人的髑髅不像牛头的颅骨可以装饰艺术家的房间。道德的力量在人类理性的幽深处，疲乏的士兵会在战争中的间歇想念母亲、厌恶死亡、反思侵略。所以如果诗化的主体不与善和正义并行，就将导致自我毁灭。什么是善和正义呢？你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善和正义的标准，是的，正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条文，善和正义观在不同的人群肯定有所差别；但我不认为人类的传统道德与法律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情况：在一个民族的严重刑事犯罪行为而在另一个民族是高尚行为。这就是说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