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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Ъ际酢⒐示赫υ谑澜绲呐琶中禄还袼刂视�1998年的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二十九位，科学技术由第十三位降到第二十八位，国际竞争力由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三十一位。清华大学教授针对这份调查报告，认为“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素质严重下滑有关，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中行政干预太多，高校创新受限等因素制约”。
从我国目前大学的管理体制看，的确较严重的存在行政权力大于甚至凌驾于学术权力的怪现象。我们知道，大学的组织内部主要运转着两大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源于学科专业能力，而不是来源于官位和组织。一所真正的大学，其权力运行机制应该是行政权力受学术权力支配，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运转原则，要符合并保障学术权力的尊严和荣誉。而现在的问题是反宾为主，大学不是或不完全是学术组织意义上的大学了，而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系统内部的延伸。校内庞大的行政官员和准官员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纯教学科研人员、包括白丁教授却成为“弱势群体”；与之对应，各院、系人员按权力级别框架编排在不同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超越学术标准成为大学运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虽然行政人员中不乏学术精英，特别是主要领导和一些教育科研部门负责人往往都是学科带头人，但由于校内体制的科层运作模式，这些人也渐渐行政化、官员化起来，他们一般不是作为学科带头人而是作为官员在发号施令。显然，由于行政导向某种程度上成为诱发大学教研人员萌生适者生存的“官念”的源头，使得须耐住寂寞的高深学术研究也异化为进入官场的功利性“学术表演”。这表现在首先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作为这种行政导向体系的必然结果，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一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的将其自然转化为学位、学衔、学术奖项、学术荣誉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造就大学出现了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使校园内同样存在社会上的两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不过，行政本位固然是制约我国大学提升办学水平的主要因素，但大学运作本身并非完全没有舞台摆脱其控制。其实，《高等教育法》已明晰大学的基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实现这一组织目标，该法赋予校长可行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自主拟订学校的发展规划、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及任免这些部门负责人的权力；此外，中国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后，公立大学就一直面临着“行政干预太多”的问题。于校长的权力来源看，现在和过去的公立大学校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的，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同样存在如何与任命他们的行政部门保持一致的问题。但在任校长后，其权力运作是向大学理想、学术规律倾斜，向教授、学生负责还是向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是秉持上行下效的教育行政惯性力量，还是基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等多元思维治理学校，则是判断校长把自己视为学者还是官僚的界限。过去的大学校长虽由政府任命，权力却主动下放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治校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谦虚态度（梅贻琦语），没有因为是政府任命，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就放弃对现代大学理想的诉求。某种程度上讲，真正对大学理念的运作危害最直接、最大的行政干预源，恐怕主要还是来自于大学内部的制度设计及学术行为导向。换言之，保证大学教育、学术研究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大学校长对大学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导向，能否体现学理良知和学理精神，以制度化的方式维护学术权力、学术道德的尊严，构建并严格践行符合大学这一学术组织基本理念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把它纳入行政官僚体系。当然，这样做，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具备为了维护大学的宗旨、个性、学术荣誉甘愿挺身而出的教育家品质，同时还要付出责任远大于权力的代价，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是不可能办出一所具本体意识的大学的。
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眭依凡教授曾就“大学是否应当成立教授会（具决策性质），以便形成和发挥学术权力在治校中的作用”调查过部分大学校长，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三点九二的校长认为没必要成立或曰不清楚是否应当成立，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点零八的校长认为应当成立。这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制度持怀疑态度。然而，实现民主治校理念的前提，是校长要有放弃自己既得权力待遇的学理同情心，中国大学之所以存在由官本位主导下的办学庸俗化和办学趋同化这两大倾向，主要原因与一些校长缺失这种理念不无关系。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前，已是当时有名的气象专家，而在任浙大十三年校长期间，没有为自己专业捞一点好处。主持南开校政四十四年的张伯苓，尽管拿着当时大学校长中最低的薪金——大洋四十元，却谢绝了出任教育总长、天津市长等职位，硬是一手把南开从第一期的七十余名学生发展到后来达三千多人的全国著名学府。他曾回忆说：“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做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傅任敢先生认为梅贻琦先生治校的突出品格，是“终生一职”，一生只做一件事（校长），决不“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干着校长，想着部长”。
就此而言，比较过去的大学校长与现在的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价值观差异，核心观测点只有一个：是否具备学理同情心，是否愿意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资源，是否只当一个纯校长。眼下基于责任、教育家理念当纯大学校长的人有，但不多见了。作为与时俱进的一种特征，大学校长的行政待遇和权力资源，恐怕才是一些人的考虑重点。如既为部级、厅级官员，又是教授、博导乃至院士，集行政、学术乃至经济权力于一身。也许正是与这种行政力量的惯性思维有关，使得不少大学校长办学的言行举止，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家成分已多过教育家的品质，其表现更像一个善于围绕行政组织原则说话、行事的高级干部。显然，当纯校长的人少，当纯教授的人也必然会少。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如今在中国的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由于学术研究在某些聪明人眼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已变成装潢门面、谋“双肩挑”的一种手段，校园内的“官念”已蔚然成风，所谓学术泡沫、灰色学术、学术浮夸等学术腐败现象也由此风衍生而成。
韩水法先生说：中国的大学从来没有进入过学术本位的象牙塔。大学的这种尴尬，社会要负责任，但校长也难辞其咎。不过，倘若回过头去审视，又觉此论略有偏差。中国过去的大学曾一度走进过这个象牙塔，真问题是现在的大学没有跟进，且又退了出来，至今仍徘徊于象牙塔门外。究其前后发展不对称的原因，发现过去大学“校格、校风”之养成，主要得益于当时大学校长一言一行所体现的教育家责任和民主自律精神；现在的大学校长若能尝试做一个纯校长，以集中精力干教育一件事，则无论成败与否，其示范导向意义都将是深远的。
“郁王之恋”与“自我暴露”
——从《婚恋中的郁达夫》一文的偏颇谈起
？ 桑永海
在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生活中，有一个第三者许绍棣插足其间，沸沸扬扬，谁人不晓？奇怪的是，专门谈论郁氏婚恋的朱旭晨女士的一篇大文，竟然对许绍棣其人一字未提，似乎在郁王之恋中就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似的！不止此也，朱女士倒还责怪起郁达夫来，说“他却无法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举动……致使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乱世怨偶，劳燕分飞”（见2005年《书屋》第７期朱旭晨文章《婚恋中的郁达夫》）。好像郁王分道扬镳全是郁达夫一手造成的，罪过就在他“自我暴露”的“习惯”！
这里，朱文引发了两点疑问：第一，“郁王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许某是不是第三者？那只不过是郁达夫的“误解”吗？第二，透过郁王之恋的风波，怎样看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前者，关乎郁氏生平一段重要史实，后者，关乎郁氏为人为文一个极为重要而鲜明的特色，实有辨析一番的必要。
一
上引朱文中有这样一句：郁氏“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云云。这“后来”所指时限为何？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就上下文意来看，“后来”，指的正是郁王十三年婚姻生活（1927～1940）的后期。如果说“郁王因许绍棣而起的争执，至少是在1935年”的话〔1〕，那么，此前八年，郁王之间吵吵闹闹、磨磨合合，诸如达夫酒后出走啊、映霞“名分”问题啊、钱和物引起的不快啊、性情的殊异啊，一直闹到由王二南先生出面调解，把“版权赠与书”给了王映霞——总之，都是夫妻二人之间生活上的事情。尽管也存在着思想感情上的隐忧，但桩桩件件纯属家庭内部纠葛。其实，世上多少人家，不都是这样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