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髌芳返�9卷，第3页。
接着，他又从家庭的影响，具体地评说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他的父亲一代出身于农村的败落的家庭，因着刻苦的自修，成为知识分子而向市镇游移。一九五八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暗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当我们读《我的弟弟康雄》、《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便感到这种贫困的哀愁，困辱和苦闷的情绪，弥漫在故事的背景。同①，第3—4页。
在这里，陈映真深刻反省自己的是：当时的他，没有理解到市镇小市民的社会的沉落，在工商社会资金积累之吞吐运动的过程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一种宿命的规律。当时的他，不懂得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沉落，不曾懂得把家庭的、个人的沉落，同自己的国家的、民族的沉落联系起来看，而只是一味凝视着孤立的个人的、滴着惨绿色之血的、脆弱而又小小的心，自伤自怜。于是，当时的他就成了退缩的逃避的人。他逃避一切可能刺痛他那敏感的心灵的一切事物，包括生了他、养了他的故乡。陈映真“把自己放逐了，放逐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同①，第4页。。这一切，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一种伤感的放弃故乡的哀愁。你看，《故乡》里，“我”就反复地说：
故乡便时常成了我的梦魇了。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7页。
——我不回家。我没有家呀。同①，第43页。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同①，第44页。
陈映真坦诚地反省说，这是一种市镇小知识分子脆弱心理的反映。所以，2004年1月22日，在接受大陆学者赵稀方访问时，对于赵稀方提问的“您的作品看起来是一种反抗，其实骨子里有一种脆弱和颓废”时，陈映真回答说：“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讲，李欧梵也这么说过。”陈映真在讲述了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如何颓废以后，又说：自己劝他不是道德上的规劝。他就告诉那位好朋友说，国民党巴不得你这样呢，关了那么多年你都没有被关垮，怎么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而，陈映真又是很欣赏他的那种颓废的。陈映真的内心与他有一种共鸣。陈映真就说：“是我的后天的社会主义等等东西把我管住了。”赵稀方：《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6月25日，第2期。可见，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有了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可以“管住”那绝望中的颓废，那人性中的软弱一面。
在赵稀方问及陈映真的“颓废”主要来自何处时，陈映真毫不隐讳地回答说：“第一个方面是文学。我觉得文学最大特色就是不审判人，它承认人有很软弱的地方。我们不会说这个人该死，应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说一个人有两面，有善良的一面，神圣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是动物变来的所以也有动物的一面。这个颓废就来自于这另外一面。想要放纵自己。这一面我是有的，虽然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二方面是宗教。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承认人是软弱的，人是有罪的。我年轻的时候与我的所谓的原罪奋斗了半生。”赵稀方：《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6月25日，第2期。
（二）
陈映真早期的某些作品，还表现出另一种内涵的孤独，那就是，从孤立的个人角度升华为群体的他人方位，从小我的个人温饱扩展到大我的改革或革命事业的成败。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正是一种社会先行者的孤独，一种革命者的孤独。
通常，在改革或者革命事业遭遇挫折的时候，这种孤独感总是会时时出现的。
陈映真写在《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就是这样。当着吴锦翔满怀希望在山村小学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第二年初春时节，全国形势急剧地变化，省内发生了“骚动”即二二八事件，全国发生了“动乱”即国共内战。这样事实上的时局，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吴锦翔的思想也发生了“混乱”。一方面，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中国。他努力地读过国内的文学，“第一次他开始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看他的祖国。过去，他曾用心地思索着中国的愚而不安的本质，如今，这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而且由于这个理由，他对于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可说明的亲切了。他整日阅读着‘像一叶秋海棠’的中国地图；读着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岳，每一个都市的名字。他仿佛看见在浑浊而浩荡的江河上舢舨，宿着龙和留着白胡子神仙的神秘山峦；石板路的都市，挂满了优秀的正楷写成的招牌的都市；病穷而肮脏的、安命而且愚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但又执著的中国人”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9—30页。。小说写道：
在这样的感情中，他固然是没有像村人一般有着省籍的芥蒂，但在这样的感情中，除了血缘的亲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的而暧昧的悲哀了。这样的中国人！同①，第30页。
另一方面，面对现实，他又不能不为着国内的“动乱”而困惑。“他想象着过去和现在国内的动乱，又仿佛看见了民国初年那些穿着俄国军服的革命军官；那些穿戴着像是纸糊的军衣军帽的士兵们；那些烽火；那些颓圮；连这样的动乱便都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了……
这是一个悲哀，虽其是朦胧而暧昧的——中国式的——悲哀，然而始终是一个悲哀的……同②。
再加上，吴锦翔的“空想的性格”使他经受不起这巨大的冲击，“冥冥里，他忽然觉得改革这么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无比的困难来”同①，第31页。。他甚至觉得，“有一天中国人都挺着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设着自己的情形”同①。，竟然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于是，吴锦翔颓然了。可以说，正是当时中国的严酷形势，以及他的耽于空想性格的弱点，导致了他悲哀、疑惑，进而由这满怀的孤独感最后走向了幻灭。
事实上，在改革或革命的征途上，当着自己的正确主张一时不为大家理解，甚至受到众人的指责的时候，这种孤独感也就会深入骨髓，令人痛苦不已。《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就是这样的。犹大不被反罗马统治的奋锐党人理解，反而被指责为“异端”。那是一个不分洁净的与污秽的时候。于是，陈映真告诉人们，犹大的心是寂寞的——
他已经在不觉之间成了一个忧郁病患者。一种温和的、幽暗而且仿佛无极的颓废和缠绵的、无名的忧愁在他的心的深处筑巢而且营丝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8页。
看来，凡先行者、革命者有这样的悲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如此，身处当今民族分裂的时代，陈映真就不能不让这种孤独一直伴随，直到今天。
记得，1997年11月6日，在北京东土城路甲25号中国作家协会三楼会议室，为庆祝陈映真六十岁生日，大陆文学界的朋友和他举行座谈。会上，陈映真说到了他的“孤独”。他说，有时候觉得，台湾这个社会会扔下他。在场的曾庆瑞立即给他写了个纸条，上面写着：“是战士，就‘孤独’。我相信，台湾社会不会抛弃你，时代不会抛弃你，历史不会抛弃你。”第二年的11月6日晚，在河北承德，当地文学界和电视台的朋友为陈映真六十一周岁贺寿。席终，在避暑山庄对面的饭店里，我和曾庆瑞、张爱琪跟陈映真、陈丽娜夫妇促膝相对，长夜共话文学和人生，言谈中又说到了“孤独”。陈映真反复地表述了他自愿选择孤独去守住自己的价值。他说：
“对资本主义、尤其是畸形资本主义制度、生活和文化抱持批判的思想，在1950年以后极端反共的台湾不被理解，受到镇压，是必然的。我自己的选择，使我‘孤独’。有时候，人们必须选择孤独去守住自己的价值。
“在大陆，有时候我觉得在一部分朋友那里，其实我怕也是孤独的。‘陈映真很左’。‘陈映真的说法怎么就比五六十年代的老干部还老干部！’在背后听这样的批评，是常有的事。事实上，我也遇见过当面对我的思想表示不屑甚至怒意的人。
“我逐渐注意到，大陆有人对于要求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人文精神’者嗤之以鼻。有些从美国学习回来的人，公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把资本积累过程中造成的人的伤害与环境、文化的崩坏合理化，公然把社会‘向前发展’历程中的黑暗、腐败和背谬视为人类进步的润滑剂……
“在文学评论上，这些思想对两岸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期中描写社会底层人物的作品评价踌躇，提出了思想与形象孰大的问题。
“大陆一部分知识分子，文化人，在思想、意识形态问题上剧变，和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发生巨变是有某些关系的。他们误以为，这是在和社会物质构成的变化相适应。结果，19世纪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社会思潮的唾余，会成为今日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新’而‘进步’的所谓‘前卫’的，‘先锋’的思潮。
“但是，不论古今中外，绝大部分的文学家关心的，总是一个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他那个民族的命运。杜甫如此，狄更斯如此，鲁迅如此，30年代的中国作家如此，广泛的第三世界作家也如此。
“其实，在台湾，当那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