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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竹枝、树叶和碎石，搭盖小小的墓园，并且天天去供给采来的野花。一天清晨，永善正要到生父家约哥哥上学，却在路上看见映真哥，一脸苍白，蹲在路边人家的廊下，声音细弱地说：“肚子疼。”当时，路上的行人还少，只是远远地有叫卖油条的声音，从小镇清晨凉冽的空气中传来，显得恹弱，还有几分颤栗。不得已，永善送哥哥回家后，只好自己一个人上学去了。以后的几天，他一个人上学、下学，一个人默默地、孤单地玩耍。他多次去生父家看望小哥，每次都只看见他沉睡在榻榻米上面，痛苦不已。终于，有一天，他再去，榻榻米上没有了小哥。家里人说是送到台北的医院住院去了。又过了几天，永善焦急地眺望生父家门口通向车站的大街，远远地，只见生父捧着白色的骨灰盒子，逐渐走近……顿时，永善流泪，哭泣，他那九岁的小哥就这样夭亡了。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初尝死别之苦的。”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6页。这以后，他一步一步地长大成人，但总觉得小哥的死，使他憷然失去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又仿佛觉得，因着形貌、心灵的酷似，那失去的一切，早已在他小哥病死的一刻，与他重叠为一体了。这就是后来他用小哥的名字作笔名的缘由。父亲曾问过他：“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他说：“我只是想，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7页。后来，他写评论文字用的笔名是许南村。
他清楚地记得，在莺歌小镇的童年生活里，有一天，忽然响起喧天的锣鼓，舞狮队一路舞来，令人惊喜万分。只见人们张灯结彩，焚香祭祖，兴奋无比。大人们高兴地奔走相告：“日本仔打输，台湾光复了！”
就在那浓郁的喜庆气氛里，他听到过一场谈话。那时，年幼的他还似懂非懂的。那是两个驻在附近的日本老兵的对话。那两人，当兵之前，一个是佃农，一个是木匠。他们和邻人闲谈的时候，其中一个抚摸着邻居小孩的脑勺子说：“想家啊，出门的时候，我的娃儿也这般大。”有人问：“你们就要回去了，高兴吧？”两个日本兵沉默着。然后，另一个日本兵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嗫嚅着说：“日本已经残破了，回去也难于生活。”接着，他有些忿忿然地说：“军部，家伙！早说过没有好下场的！”
不久，陈映真又看见五六个复员的台湾人的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
到了他十岁的1947年春天，发生了二二八事变。他“记得在莺歌镇的小火车站前，一个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着长袜和黑布鞋的脚踝，浆着暗红的血渍；他也记得大人们小声谈论着国民党（二十一师）军队横扫台北，眼色中充满了恐惧和忧愁”许南村：《后街》。。
1950年夏天，他上小学六年级。在升学辅导自修课上，他看见级任老师正捧着《中央日报》看朝鲜战争的消息。也就在那年的秋天，教过他的吴老师，“一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而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的吴老师许南村：《后街》。，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同①。。还是在那年的冬天，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家兄妹俩，分别在莺歌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真切地感到“白色恐怖肃清的寒流弥漫在四面八方”同①。。
对陆家姐姐，在《鞭子和提灯》一文里，陈映真后来作了深情的回忆：二十上下年纪吧。直而短的女学生头，总是一袭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丰腴得很的脸庞上，配着一对清澈的、老是漾着一抹笑意的眼睛。她不懂台语，养父家的大姐不识国语，但是借着手势和有限的笔谈，她们竟成了闺中腻友。陆家姐姐陪他为一小畦他所种植的绿豆浇水；几乎每日，看着他做功课；教给他大陆上的儿歌……曾几何时，陆家姐姐成了他生活的中心。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找到屋后去看陆家大姐，唠唠叨叨地述说一日间的种种。一个索漠的、冷冽的早晨，他发了高烧，提早回到家，高烧已使他昏昏沉沉的了。但扔下书包，几乎习惯地往屋后跑。陆太太怀抱着那刚刚出生的婴儿，哀哀愁愁地哭着。陆家大姐在一边絮絮地，温婉地劝慰着些什么。然后，她跟着两个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门。就在陆家姐姐跨出门槛的时候，看见了他。她丰腴的脸，看来有些苍白，然而还是那么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劲地按了一下他的头，走过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这以后的几日，他再也不曾看见陆家大姐。接着陆太太也搬走了。有好长一段日子，他一个人默默地蹲在绿豆畦边，看着它们一寸一寸地在竹架上攀援。陈映真凄楚地说：“小哥死后，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无从理解的寂寞”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9页。。
1951年，陈映真到台北上初中。
他的初中生的生活，便是在那白色的肃杀的岁月中度过的。每天早晨去台北上学，走出台北火车站的剪票口，他常常会碰到一辆军用卡车停在站前。车上跳下两个宪兵，在车站的柱子上贴上很大的一张告示。告示上有一排人名，一律用猩红的朱墨在人名上打着大勾，看了令人胆颤心惊。告示上总有这么一段文字：“……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有时候，他还看见农民模样的人，因为看见告示上有自己亲人的名字，会突然在人群中失声，瘫倒在地上。更多的看客却是惶恐地避开。他就读的成功中学的隔壁，是台湾省警备总部看守所。上课、下课，他总会看见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农村妇人，带着衣物食品，有时也携带着幼儿幼女，在守卫岗亭等候着传呼入内，会见那重重政治天牢中的亲人，或丈夫，或儿女，或叔伯，或兄弟。陈映真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总是不能自禁地抬起头望一望被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暗暗的窗口，耽想着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许南村：《后街》。。
初中毕业的那年，他竟留级了。他在学校布告栏上确认后，一个人顶着酷暑的太阳，从济南路走到中仑一带，去找他的慈爱的养父。一向语言不多的养父对他说：“没关系，你先回去吧！”于是，他又走到火车站，坐车回到莺歌。养父家的姐姐正在忙着做裁缝，对弟弟的留级，也没有半句责备。
自然，初中的学习生活也是丰富有趣的。陈映真的大块头和邋遢样子，随着他出奇的艺术才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老师辅导同学读唐诗，十二三岁的小孩，实在听不懂诗，陈映真便成了同学们的小老师。一次午饭的时候，陈映真扮演杨贵妃，唱做俱佳地向同学们解释“云鬓花颜金步摇”的意思，那种滑稽的样子，惹起了大家的捧腹。在劳作课、美术课、音乐课上，他也是佼佼者邱胜男：《我的老友陈映真》。《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6—137页。。
在他的少年生活里，还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一年，大约快上六年级了吧，有一次，他在书房里找到了一本鲁迅小说集《呐喊》。那是他生父的藏书。生父不忍心为了避祸而烧毁，冒险留了下来。他不告而取，一通饱览。对于书中的故事，那时候的他还似懂非懂，惟独对其中的一个故事特别喜欢。在他的记忆里，那一篇说的是一个可爱的乡下老头的可爱的冒险经历。当他被人家揪着辫子，在冷硬的墙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待人走远之后，他就对自己说那凌暴的人是他的儿子，然后认真地为一个儿子忤逆的时代，摇头叹息，于是他的屈辱便得到了安慰。那是不朽的《阿Q正传》。后来，读初三，就在留级的那个夏天，除了到大汉溪游泳、钓鱼以外，他再次翻开《呐喊》，仔细地阅读。读着读着，有时还觉得，“留级其实并未见得就是极大的灾难”许南村：《后街》。。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呐喊》终于成了他最亲切、最深刻的教科书。他从中知道了中国的贫穷、愚昧和落后，而这个贫穷、愚昧、落后的中国就是“我的”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9页。。他知道了，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在《陈映真的自白》里，他有了最恰当的概括——鲁迅的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5页。。这种爱国的情结，后来一直贯串在他一生为人、为文的生命进程里。1976年，陈映真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就说：“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券，第19—20页。
（二）
1954年夏天，陈映真考上了成功中学的高中部，开始随意地、似懂非懂地读起俄罗斯的小说。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能找着的书，他都贪婪地读着。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常常回味起鲁迅的小说，对《呐喊》中的故事，开始有了较深切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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