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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说是他认为台湾话就是台湾话，和中国的闽南话已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说他认为台湾有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已经使她完全和大陆中国断绝了关系”同①，第110页。。听了这些怪论，“不论如何，刘福金的‘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论”，很深地激荡了陈家齐“深在的宗族情感和爱国忠党的心怀”同①，第111页。。陈家齐为此发出了警告：这是危险思想！
第三，当时台湾党外运动的性质是什么？
刘福金认为，“党外运动就是‘台湾人’寻求新的‘自我认同’的运动”，认为“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大汉沙文主义者’，是一个‘并吞派’”同③。。
第四，美国和台湾是什么关系？
对于这一点，刘福金倒是口无遮拦地道出了真相。他说，为了霸权，“美国保护台湾，主要是保护‘台湾人’。……在美国人眼中‘台湾人’‘中国人’并不一样！”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10页。
实事求是地说，这方面的描述，还只是停留在“万商帝君”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层面上，真正凝结在人物形象里的性格描述，还很少。后来，随着台湾社会生活的变化，随着作家艺术素材的积累，十多年后，陈映真1999年再写《归乡》，2000年再写《夜雾》，2001年再写《忠孝公园》，惊世骇俗的杰作就问世了。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五、“耐读”的魅力——追求“艺术的芬芳”
陈映真的作品是“耐读”的，它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解释。——李欧梵（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卷〉》。《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卷首第21页。）
“耐读”，正是陈映真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所在。
形成这独特魅力的根本原因，是他做到了鲁迅所要求的那样，“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7页。除此之外，他那娴熟的艺术技巧也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在本书的《前言》里提到过，陈映真在1983年曾经对李瀛讲道，他“才华不足，不能像卓别林、布莱希特、萧伯纳那样，使思想的宣传充满着艺术的芬芳。我一定要再努力才行。”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夏潮论坛》，1983年7月，第1卷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4页。现在，李欧梵说“耐读”，证明陈映真实在努力追求这种“艺术的芬芳”了。
（一）
在小说体式上，陈映真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特点，创造了一种现代章回小说的新形式。
在《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中，茅盾曾经指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结构“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联”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茅盾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1版，第432页。。他拿建筑作比喻说，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比作一座花园，花园内一处处的楼台庭院各自成为独立完整的小单位，各有它的格局，这好比长篇小说的各章（回），各有重点、有高峰，自成局面同①，第432—433页。。陈映真就汲取了这样一种章法结构的精髓，创作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分开来看，《华盛顿大楼》系列的每一篇，都完整独立，而合起来看，那每一篇又都是《华盛顿大楼》主题的一个部分。这种“分”、“合”交融的体式，组成了现代章回体小说的主要特点。
陈映真小说体式的另一个特点是文体交汇，时时把客观叙事体与文告、书信、日记、病历等各种应用文交替运用，而且融汇为一体。随着文体的交替，叙事的角度随之变换，叙事者的人称也就随着变异，主称的“我”，对称“你”，客称的“他”，交错运用，使作品发展显得波动起伏，可读性也随之增强了。
比如《贺大哥》，共有六节，第一、第四、第六节是顺叙，第二、第三节是倒叙。第五节是麦克的病历、麦克和医生治疗谈话录音记录。在第一节里，小说留下了悬念：麦克、贺大哥怎么会是同一个人？第二、第三两节，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小曹和贺大哥的认识过程以及贺大哥的博爱胸怀。在第四节里，小说再次留下悬念：麦克为什么会患精神性的健忘症？第五节形象地回答了第一、第四节提出的问题，第六节作了升华性的小结。在这样屡屡变化、起伏波动的叙事中，陈映真又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艺术：小曹认识贺大哥前后的比较；患病前的麦克与患病后的贺大哥的比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艺术地表现小说的主题。
《文书》也是这样。它由“公文”、“报告”、“自白书”和“诊断说明书”四个部分组成，又以“自白书”为主体，和其他三部分融为一体。“自白书”中的“我”，是杀妻罪犯，也是小说的主人公，他那发自灵魂深处的自白，能够极大地震撼着人们。
还有，层层结构，或称为多条线索的叙事，也更加扩大了、丰富了作品的容量。
比如《云》，就有三层结构，层层分明，又汇合在一起表达了一个总的主题。《云》的第一层结构，从张维杰招聘朱丽娟为秘书，开办小公司说起。第二层结构倒叙，讲张维杰回忆在跨国公司组织工会的情景。第三层是装配女工文秀英以日记方式，既追忆了自己的出身、家境，又实写了参加工会改革斗争的心路历程。这三层结构组成一体，既有张维杰的视点，又有文秀英的视点，这不同的视角又共同表现了工人阶级与跨国公司的矛盾，揭露了外国老板的虚伪与残忍，同时，也展现了工人们觉悟后的风采。
《万商帝君》的情节，也由三条线交错、互补而发展。第一条线，描述刘福金和陈家齐的故事。他们虽然在国家、民族、政治社会等等观念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分歧，但是在跨国公司理念、文化的侵蚀下，失去了自我，完全融化在跨国公司的理念上了，先后登上了当代万商帝国的宝殿——跨国公司，向万商帝君跪拜称臣。第二条线，叙述林德旺的故事，和第一条线交错发展。刘福金、陈家齐是欲做奴隶而最后做了外国老板的奴隶，而林德旺则是个欲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最终患妄想症而致疯。第三条线，在小说的前四节若隐若现地出现过，Rita的故事主要在小说的第五节获得充分发展，意在表现基督教之教义，面对上述第一、第二条线所揭露出的黑暗世界，它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用别样的方式去消灭。
（二）
陈映真对当代中国台湾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贡献之一，是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人物的艺术形象画廊，增添了不少有着异样光彩的人物形象。《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和康雄的姐姐“我”，《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一绿色之候鸟》中的赵如舟，《唐倩的喜剧》中的唐倩，《贺大哥》中的贺大哥即麦克等等，都是这样的艺术形象。
至于《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所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有些学者认为，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太为思想服务，等等。
我以为，这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在我看来，《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写得相当好的人物形象，像《夜行货车》里的林荣平、詹奕宏、刘小玲，《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云》里的张维杰，还有写得深刻而有丰富内涵的《万商帝君》里的林德旺。
有人说，陈映真把詹奕宏写得过于简单、过于粗暴，把张维杰写得过于单纯。要知道，詹奕宏头脑不简单、不如此粗暴，张维杰不如此单纯，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人了，而不是这一个詹奕宏，这一个张维杰了。
第二种情形，《云》里的何春燕即何大姐，前已说明，倒是真的有些概念化，不够丰满、生动。这确实说明陈映真对这样的女工了解得不够，他真的还需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生活积累。然而，他要写，依旧说明他有美好的愿望，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写好这一类的人物。
第三种情形，就是《万商帝君》里的刘福金和陈家齐。在这篇小说里，有大段大段的关于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路线方针政策的讲述，这种讲述淹没了刘福金和陈家齐的形象，匆匆地一看，或许会得出一种印象，以为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在图解这些理性的观念。不过，你要仔细分析，也能发现，这些长篇大段的讲述，并不是人物形象的组成部分，而是陈映真着意描述的《万商帝君》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这，就涉及到如何写时代背景的问题。茅盾在1929年写的《读〈倪焕之〉》一文，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他说：
一篇小说之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连时代空气都表现不出的作品，即使写得很美丽，只不过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所谓时代性，我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1版，第209—210页。
以茅盾的经验为参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
一是，《万商帝君》应该写时代背景，写当时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这篇小说里，主要写了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这个重大经济现象，也提到了“乡土文学论战”、“台独”意识、党外运动等。
二是，这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