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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往往比较看不清生活、社会和历史中支配与反支配的基本结构与人类思维、宗教、知识……的深刻关联性。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2—133页。
最后，陈映真说，“在这意义上，不要说是对《赵南栋》的批评，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任何小说也无不然吧？”同①，又，第133页。
（四）
我同意陈映真的意见。
再补充三点看法。
第一，作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社会统计学家、历史学家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都是要反映社会生活的。但是，作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等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又不一样。作家是由“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7页。，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表现某个主要的或凸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8页。。这也就是说，作家创作出的作品，只是反映某个社会生活中的某个部分的某个侧面的某一点，通过艺术的想象、构思、概括，进而典型化，把这“某一点”的本质，艺术地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些。政治经济学家等人就不然。他们论说的是某个社会的全部生活的特点与本质，对社会统计学家来说，不仅要求统计类别、部门全面，而且要求数字精确。
这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再次讨论巴金《家》的美学价值的时候，人们就曾批评过姚文元的一种错误看法。姚文元认为，在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自此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而在30年代写就的《家》里却没有反映。还有，《家》写了反封建的一面，没有描写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由此，姚文元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家》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是片面的、滞后的。姚文元的最根本的错误，是抹煞了作家艺术创作的特点。要知道，作家没有责任也没有可能去反映社会生活的全部，或历史的全部。这是由文学这个部门的特点所决定的。文学创作，只能靠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进而用形象思维去表现所感受的生活，而作家感受的生活又只能是个体的、具体的。文学创作的价值就在于，作家通过艺术的再创造，在表现社会生活中某一个重要的突出特点时，从中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其结果，作家反映的社会生活，如丹纳说的“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
这样看来，吕正惠批评《赵南栋》没有反映台湾近代史的进程，没有表现出台湾近三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依我看，关键是评论《赵南栋》，以及《铃珰花》、《山路》所表现的台湾50年代的政治肃杀，是否写得好，是否有意义。这方面，吕正惠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至于跨国企业中人的异化问题，下面再加以评说。
第二，作家的世界观对其文学创作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作家写什么，怎么写，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鲜明或隐晦地表现他的世界观，他的立场和观点。陈映真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可以说他的思想活动在这方面更为活跃。这一切都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这样看来，吕正惠对陈映真的下述批评就是站不住脚的了。吕正惠说：
任何敏感的人物都可以体会，三四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能想象，去掉了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近代的台湾历史。这一点陈映真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太清楚了。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发展开来时，陈映真就已经在加以批判了，或者就已安排小说中的人物作“自我忏悔”了。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223页。
他又说：
以陈映真的观点来说，即“人”如何在现代企业行为下趋于“腐化”。小说家的职责是：向我们“具体”地呈现那腐化的“过程”，而不是在那一过程还没有呈现之前就过早地给我们看，并大声说：看罢，他已腐化了。同①，又，第223页。
在这里，吕正惠要求《赵南栋》在写出“资本主义‘生活’”“完全发展开来”的时候，再“加以批判”，小说中的人物再“作‘自我忏悔’”。我已经分析过了，这种看法不妥。这里不再重复。这是其一。
其二，固然，艺术“是显示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别林斯基：《孟采里，歌德的批评家》（1839年）。《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6页。，然而，它还“在于创造性地复制有可能的现实”别林斯基；《歌萨克？阿列克山德？库兹米屈的中篇小说》（1843年）。《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因为：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8页。
在《赵南栋》里，陈映真就敏锐地捕捉到人的异化问题，这恰恰表明，陈映真这篇小说的敏锐性、预感性以及所蕴含的重要价值。无疑，《赵南栋》表现了陈映真的历史性思考。
第三，作家的创作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他不能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他要通过艺术加工、概括，艺术地典型化，从而把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的某个点表现得更清楚些、更完全些。看来，陈映真把50年代肃清的题材和跨国企业中的人异化的题材联系起写，也是符合创作规律的，关键还是看写得好不好。至于，从这样写就得出结论说，台湾近代发展的方向岂不是错误的？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想，人们不会简单地把宋蓉萱、赵庆云——赵尔平、赵南栋的故事，看作是台湾近现代全部历史的象征吧！
还有，在《赵南栋》里，有些话说得不够准确，这是陈映真应该改进的。然而，人们怎么能够因为个别句子的不妥就全面否定《赵南栋》的价值呢？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八、“我写，仅仅因为我有话要说”——陈映真的写作哲学
对于我，写什么远比怎么写重要得多。……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作家，到底说了什么——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这些问题，那个作家想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才是艺术的中心课题。——陈映真（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4—15页。）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读书时间》节目里，主持人李潘问陈映真：“您的文学创作非常关注现实，不管是您的小说，还是文化随笔，还是文化批评文章都是关注到目前最迫切的、最现实的问题来写。那么，您在文学创作时，为什么这么关注现实？”
陈映真回答说：“我想，写小说跟做记者工作一样，每个人都对工作有不同的哲学。”周泉泉整理：《“有一种需要去爱别人”——与陈映真对话》。《书人访谈录》，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供稿，第97页。
陈映真接着打了个比方，进一步解释说，有些医生觉得自己是精英分子，是优秀的人，凭什么不能跟其他的大资本家那样，日进万金，所以他就把他的医学当作一种商品，除了治病救人，他还要得到一定的回报，如果说某个人到医院来交不出保证金，就可以不收留他，这是他的哲学。另外有一种医生，就像我们国家比较早期的医生，他们在制度里面，没有想到要把医疗服务当作商品。他觉得病人来了就应该医治。
陈映真觉得：“写作也是这样：有些人写作以我为中心，写我的感情、思想，写我的喜怒哀乐，可以不照顾到现实，他们认为照顾到现实就不是文学，文学艺术应该追求纯粹的东西，追求那种美的、善的东西。可能有另外一种写作的哲学，认为文学艺术只是一种手段，用这种手段让自己跟读者或者观众能够更加理解生活、历史、社会的本质，理解了这些本质，最主要的还是要去理解这些本质里所透露出来的，生活里面的或者社会历史当中存在的矛盾，并且想办法去克服这些矛盾，让人能够生活在更美好的环境和世界里。”同①，第98页。
陈映真说，他选择了第二种同②。。
陈映真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哲学式的选择。
事实上，陈映真就是按照他这样的写作哲学去创作的。
《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和政治小说系列作品发表后，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他的作品思想大于形象，“意念先行”，或者叫作“主题先行”，有“说教”之嫌。对大家的批评，在多次访谈或发言中，他都有回应。
所有的这些回应，实际上也是陈映真对他自己这个阶段的创作所作的一番总结。归纳起来，陈映真的总结说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写作技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
（二）写作的策略，思想与形象的比重；
（三）“意念先行”，或“主题先行”的全面含义；
（四）文学形象的模糊性。
（一）
在接受李灜采访的时候，李瀛向陈映真提出质疑说：“谈到技巧，你是被认定不论在语言上、结构上重视技巧的作家。现在你却告诉我技巧不重要（笑）。你批评现代主义，但人都以为你从现代主义学习了不少技巧上的艺术。不知你自己的意见如何？”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