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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造成很多只有意见没有信念，有很多规则而无原则，很多事实而不知其意义的作家。二、语言的荒芜。不会用标点符号，不会使用叠声字等等基本的问题。三、缺少独立的文学批评。四、未熟的宗派主义。五、读者作者的精英小集团化。严肃的文学，失去了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启发和指导的性格。人的异化，造成文学的异化。六、文学作家面对的问题，如文学作家地位下降，消费型文学发达而严肃的文学衰落，作家急功近利，求名利先于求自我风格的形成，等等。
由此，陈映真得出的结论是：
台湾作家目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从人文主义的回归去看台湾、中国、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的人类。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1983年8月《文季》2卷3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24页。
陈映真认为，在所有的复归途径中，没有一种东西比文学更有效、更直接。文学使那些对爱失去信念的人，恢复爱的力量；让沮丧的人得到温暖，让受逼迫的人得到反抗的力量；让失望的人有勇气重新去爱、去生活，去追求新的希望、去拥抱别人，这就是一切文学的原点。
在文学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陈映真张扬的是一种文学的“人间性”的品格。他说：“文学的大众化，基本上存在着写什么，为谁写，为什么写和怎么写的深刻问题。”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7页。而“当我们实际上写作的时候，我们应当写我们身边的世界；写我们身边的人民所想的、所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事物。我们应该同他们认同起来”琳达？杰文：《论强权、人民的轻重》。《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5页。。所以，他呼吁，作家们要发扬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传统操守之一——关心民众的疾苦，关心自己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中国的新文学，“首先给予举凡失丧的、被侮辱的、被残踏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30页。。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的关系，不是俯视和仰视的关系，而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他强调的是一种“人间性”的品格：
杨逵等先行一代作家之动人，必不在现在人们所谓的“技巧”上，而是在杨逵的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同①，第15页。
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且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陈映真：《现代主义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7页。
为此，他赞赏徐复观先生在当代台湾那种超群的、独立的、崇高的风格，这便是“民间人士”的人间性格陈映真：《无尽的哀思》。《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64页。。也因此，陈映真办《人间》杂志时，“把注意力集结在人的身上。人，是《人间》兴趣和关心的焦点”姜郁华：《拥抱生活，关爱人间》。《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58页。。对《人间》关心的“人”，陈映真为此定了位，这就是：
一、普通人的人生和生活。用陈映真的话来说，“《人间》所想报道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另外的、别人的人生和生活”同③。。以《人间》的创刊号来说，《人间》表现的是台北垃圾山上拾荒的人与生活；一对从屏东一道来台北共同生活的男女的人与生活；侏儒的人与生活；越战期间东西方混血儿和他们家庭的人与生活，等等。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也是这样。他的处女作《面摊》，就展现了他那平民视角、平民关怀的风采，为他一生的创作奠定了文学思想的基础。
二、唤醒人间性的饥饿感。陈映真这样想，人，有动物学的一面，也有反动物学的一面。有喜欢庸俗、享乐、趋利的一面；也有伦理的、关心的、理想的、利他的一面。《人间》诉求的正是后者。人对物质、欲望有饥饿感。这是真实的，这饥饿感因资本主义文化、大众传播和商品广告而无限扩大。但在另一面，人对于公、爱、关怀、利他心也有饥饿感。《人间》想唤醒的正是这一方面的饥饿感，其实，这正是通过，“拥抱生活，关爱人间”同③，第57页。去达到复归人性的目的。
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方面，陈映真确认，“文学是离不开政治的。但文学又决不是政治，而有它极为微妙而具体的独立性”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与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6页。。这是因为，为了人生的文学，总是关心人，以及关心和人有关密切关联的历史、生活与自然。这其中，自然有了政治，尤其在一个“为人的政治”异化为“吃人的政治”的时候，尤为明显。所以，为了人的解放的文学，当政治是为了人的解放的政治，文学是它的战友和同志。当政治是人间解放的桎梏，文学就是它不共戴天的敌人。另一方面，文学又毕竟不是政治，陈映真说：“用胡秋原先生的话说，它有独立的、自由的、皎洁的特点。文学非以役人，更不役于人。文学是在具体生活中对于具体人和他的命运的思索。”同①，第45—46页。文学需要自由。文学应该从政治干涉和市场干涉下解放出来。没有文学表现的自由，就没有好的文学。
关于文学和思想的关系，其中“意念先行”、技巧问题，以及文学创作方法，在本书的第8节、第18节里，我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这里就从略。
（三）
关于台湾文学的属性的观点，是陈映真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早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陈映真的观点就极其鲜明。
原来，1965年，复出文坛的叶石涛在《文星》发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重新提出了从理论上解释“乡土文学”的概念的问题。1977年5月1日，台湾文坛“乡土文学论战”正在激烈展开之时，叶石涛在《夏潮》第14期上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再一次对“乡土文学”做了新的解释。叶石涛把1697年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河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做是“乡土文学”，又从“乡土文学”衍生出了一个“台湾立场”的问题。叶石涛说，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之中，近代都市兴起，集结在这些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毫无联系的市民阶级。他们在感情上、思想上和农村的、封建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台湾之资本主义之改造过程；相应于这个过程中新近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产生。于是，一种新意识——“台湾人意识”产生了。进一步，叶石涛就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说什么，台湾人虽然在民族学上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97年5月，第14期。。
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立即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在1977年6月的《台湾文艺》革新2期上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台湾文艺》，1977年6月，革新第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5页。
陈映真认为，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台湾文艺》，1977年6月，革新第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6页。。由此，陈映真明确地说：
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系；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同①，第4页。
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同①，第2页。
陈映真并不是看不到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陈映真就认为，由于三十年来台湾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它的特点，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也有其特殊的精神面貌。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1977年7月，第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22页。。
接着，陈映真又在1977年7月1日发表了《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同④，第9—23页。一文。随后，同年10月，他还发表了《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继续强调，“三十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学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