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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总计塑造了五十二个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其中，康雄和他的姐姐，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唐倩、蔡千惠、詹奕宏、林德旺、林标，都说得上是艺术典型。特别是林标，这个艺术形象身上，凝聚了台湾百年苦难的历史，他那异样的困惑、犹疑、徬徨、挣扎，真的能够给人们以巨大的震撼和感染。他那悲痛的“我是谁？我是谁？”的质疑声，真的是声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尽可以随着他的痛苦而痛苦起来，随着他的思索而陷入无尽的思索。
人们会感谢陈映真的。中国文学的历史会记住陈映真的。因为，正是陈映真，为我们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典型，使这些艺术典型长留在我们文学发展的史册上。
（二）
读陈映真这些小说，我们不难看出来，他的作品深入地表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即：
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台湾文化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会思潮；
在民族分裂下的中华民族的乡愁；
现代跨国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二次大战后，台湾急需严峻的精神清理。
先说第一个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1979年12月的《台湾文艺》65期发表了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的记录稿《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在这次对谈中，齐益寿把他所佩服的小说家白先勇、黄春明和陈映真作了比较。他认为，白先勇的小说，干净利落，结构既谨严，质地又极细致，这是黄春明和陈映真所不及的。白先勇的《台北人》，光华四射，灿烂夺目。以写1949年前后的王谢豪门而论，白先勇是当今独步。然而在《台北人》之后，迟迟推出的《孽子》，他只看了看没有再看下去，主要是引不起什么痛痒。他想，也许白先勇是去国太久了，对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的脉搏，竟无法有真切的感应吧？相比之下，他认为，黄春明的小说，社会面之广，无与伦比。三十年来台湾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从农业为主题演变到以工商业为主题？都市如何向乡村侵蚀？乡村在被侵蚀时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以美日为代表的外来经济、文化的力量如何向我们的都市侵蚀？我们的都市在被侵蚀时又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一切无不在黄春明的小说里烙下深刻的印痕，并且提出很有启发性的批判。陈映真呢？他认为，陈映真的小说，在早期也展现过他的故乡——莺歌矿区的众生相，像《故乡》、《死者》、《祖父和伞》等篇，但整体地看，究竟是以捕捉知识分子的面貌及灵魂为主。他认为：
在陈映真笔下的知识分子，二十年中是一步一步从苍白孤绝，发展到严厉抗议；又从严厉抗议，发展到对人生的理念以及当前迫切的问题，渐渐能够提出比较具体的看法。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各个阶段，少年的苍白，青年的抗议，壮年的成熟，这既是陈映真生命发展的轨迹，同时也大致反映了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的风貌，因此，对知识分子锲刻之深、层面之广上，陈映真无疑是佼佼者。《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台湾文艺》，1979年12月，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2页。
在对谈中，尉天骢也认为：
陈映真恐怕如他自己所说，基本上是居住于台湾的一个小城镇的知识分子，他写他们的心态非常成功，挣扎、徬徨、苦闷和想突破又找不到出路，正是陈映真作品中的主要内容，而这些也正是这批知识分子赤裸裸的写照。但是，也不必忧虑陈映真会被这种心态所囿限，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生活、感受，也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往上发展，以及突破自己的困境，在《夜行货车》一作里我们已看到他的努力和成绩。
综合地说，陈映真是光复后第二代的作家，他也很尽责地在作品中描绘了近二十年来出生于台湾的知识分子挣扎和彷徨的过程。这就是陈映真最大的成就。《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台湾文艺》，1979年12月，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2—173页。
当时，《爱书人》编者策划“谈陈映真的小说”的专题，又请尉天骢、李欧梵、李昂、蒋勋四人评价陈映真的小说。1980年10月15日的《爱书人》154期发表了高淳儿整理的这个专题的文稿《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其中，李欧梵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也指出：
我想陈映真可能日夜都在思索，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里，要怎么做一个知识分子。……
…………
我要肯定的是，陈映真的作品可以作为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见证。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81页。
这些评论，完全符合陈映真小说作品文本的实际。
归纳起来，我认为，陈映真这方面的小说创作有三个特点：
其一，层面很广。陈映真写这方面知识分子的小说，从横面看，他写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生存状态的人；从纵面看，他又写了他们的少年、青年、壮年，当然其中以青年为主。
其二，注重心态。陈映真不仅写了他们各色各样的生存状态，更突出的是写了他们的文化心态，他们的内心世界。陈映真写他们的理想、憧憬；写他们理想和现实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写他们理想破灭后的困惑、伤感；写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求援无助后的无奈、孤独和落寞；写他们的挣扎、抗争；写他们的绝望，以至于扭曲的反抗和死亡；还写他们青春期生理变化后对爱对性的渴求，等等。陈映真倾吐的是他们的心声，成功的是做了他们出色的代言人。
1980年10月15日的《爱书人》154期发表高淳儿整理的文稿《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时，有一段《编者按》说，当时，陈映真的小说成了白先勇的“床头书”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5页。；三毛也告诉别人，她是看了《我的弟弟康雄》后，“才知道文学是那么美的东西”的同①。。据说，《我的弟弟康雄》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三毛竟然读了一百遍，还一边读一边哭尉天骢：《在那样的日子，大家不断地追寻！——怀念〈笔汇〉岁月》。《文讯》，2005年10月。。所以，尉天骢说，“那的确是一个康雄的时代”同③。。这，充分说明“康雄”的典型意义，其影响之大之深！后来，陈映真入狱，林东华毅然把自己的笔名改为“康雄”，以示怀念。而蒋勋远在巴黎留学期间，也常常在夜里，一边听着冼星海的《黄河》，一边读着《乡村的教师》，激动时竟至泪下。难怪，陈若曦要说：“陈映真是当前台湾少数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同①。
其三，引发思考。
陈映真确实“写得很黑暗”李欧梵：《陈映真作品中的浪漫精神》。见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81页。，写得很极致。他笔下的人物，找不着出路，不得不丧失生的意念。这些人物，或者，像《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那样等待死去；或者，像《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那样自杀；或者，像《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的姐姐那样走向扭曲的反抗。作品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浓浓的黑灰色调。有意思的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这种“极致”的艺术真实，却产生了一种物极必反的艺术效果。人们读完陈映真的这一部分作品，不由自主地都要去思考：人生的路在哪里？人的归宿在何方？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陈映真笔下的人物也有积极探索的，也有努力要突破这种闷局的。像《故乡》里的弟弟“我”就是这样。他不是一面流着泪，一面倾诉着，他要“驶出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44页。吗？所以说，这一部分小说艺术的底蕴还是积极的。
事实上，陈映真自己也在不停顿地探索。正如尉天骢所说的那样，《夜行货车》就有了突破。小说中出现的詹奕宏，尽管他有粗暴、过于自负的毛病，但他有学识，有才干，有民族自尊心，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很明显，在詹奕宏身上，注入了陈映真的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另外，《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也表明，陈映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陈映真借助于人物形象告诉人们，如果离开群众，知识分子将一事无成。
我在上面说到的这三个特点，又是层层深入、互相关连的三个层次。这都表明陈映真在严格选材以后，“挖掘”又很深。这就必然地使得他的小说获得了厚重的思想内涵。
第二个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台湾文化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会思潮。
这又涉及到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
这，《唐倩的喜剧》就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就写什么而言，陈映真敏锐地择取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是有历史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西为中用，洋为中用。另一种，是盲目地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