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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难以成眠。
蒋介石一到洛阳，阎锡山驻京代表忙以急电向太原报告。阎锡山阅电后疑信参半，习惯性地把双手插在腰后裤口，在中和斋（绥署办公厅）宽敞的地板上独个儿踱来踱去，灯开得很暗，月光把他的投影压缩得更短、更粗，皮沙发上的那一张电文，白亮亮的。
济南的韩复榘，这个晚上他正约几个要人打麻将，忽然传来蒋介石已经脱险的消息，韩复榘立即停住两只肉墩墩的短手，瞪着牛眼，口沫乱溅：
“这个张汉卿，做事怎么如此虎头蛇尾！”
麻将桌上这个话，种下他以后杀身的祸因。
新疆的盛世才，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一直不敢轻易表态。这个晚上才说了话：
“我了解张学良这个人，他最容易冲动，在冲动下把委员长扣起来，又在冲动下进行释放，偌大个东北军，弄不好要在这个冲动型人物的手下输个精光。”
四川的刘湘，一听说扣了蒋介石，极为兴奋，致电张、杨，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作后盾，而且主张对蒋介石要断然处置。
二十五日，张学良派往四川的代表宋醒痴赶到了成都，刘湘当晚为宋醒痴摆宴洗尘。刚刚就座，成都忽然得到了蒋介石安抵洛阳的消息。刘湘闻报大怒，当着宋醒痴的面拍案大骂：
“张学良小子这是干啥嘛！说变就变反复无常，一会儿伏天，一会儿雪天，谁听他的话算谁倒霉！”宋醒痴手足无措，脸上又红又烧，吃不成饭。
次日天不明，就悄悄离开了成都，动向不明。他怕刘湘把自己扣起来，向蒋介石买好。可他哪里会料想到，刘湘睡过一霄，翌日又变了腔调。
“这时若是杀了蒋介石，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势必演成了混战局面，徒为日本人创造机会而己。汉卿以大局为重，标举外御其侮的大义，着实有大家风范，令人钦佩，钦佩！”有四人回报说宋代表不见了踪影，刘湘愣了一愣，说道：“走了也好。老蒋不是从西安也走了么？”
二十六日上午，洛阳机场大道两旁站满了军校、航校的军队。一行汽车飞驰过来，两旁响起了军乐声和万岁的呼声，蒋鼎文、毛帮初、刘峙、商震、张钫等军政人物一一出现，个个面带喜色。宋美龄下车后，风度翩翩地上了飞机，蒋介石被两个侍从扶下车来，身穿蓝色绸袍，戴蜜色呢帽，向欢送人群频频答礼，尔后又由毛帮初将军扶他登梯。这是机场上最大的一架飞机。
飞机在尘土飞扬中扶摇而上，在欢呼中盘旋一匝，转向南京，四架战斗机尾随护航。众人已经散去，又一辆汽车飞驰而至，那是宋子文陪着张学良赶来了。两架绿色战斗机起飞之后，张学良，宋子文那架才继而升空，紧接着，从机场另一端起来七架战斗机，尾随在张学良机后……人们仰首眺望，眺望空际这威严的阵势，聆听云霄里远雷一样的轰轰音响。
军校俱乐部里，正是欢宴四处赶来的军政新闻各界人士，空旷的厅堂里，以前就悬挂着中央各位军政长官的大型玉照，客人们开始举杯之时，都发现那一排大照片里有一张变成了四方空架，异常显眼，这里原先挂的是张学良的照片，早在半个月前，就撤下来了。
洛阳喜气洋洋，西安新城杨虎成的会客室里，却发生了张学良离开的第一场争执。
一大早，杨虎成收到了张学良从洛阳发来的电报，要他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四人回南京。杨虎成沉思一阵，不想执行。但又转念一想，这不是小事，应该听听东北军的意见。电话打到金家巷，王以哲、何柱国二位军长很快赶来了，他们看罢电话，对杨虎成说：
“把这四位放了，其余十几位留下来反而碍眼，干脆全放走吧。”
杨虎成尚未表态，朱仁堂、孙铭九、卢广绩又坐着车一阵风似的赶来了。
朱仁堂一进门就问：“听说要把南京的大员放走，是吗？”
王以哲答：“是的。”
朱仁堂：“这一封电报可信吗？怎么可以证明是副司令签发的？”
王以哲反问：“倘若不是电报，是副司令的亲笔信，你放不放？”
朱仁堂一时噎住了，答不上来，忽然提出一个问题：
“王军长，即就是亲笔信，在今天这非常的背景下，也要看是不是副司令的本意。昨天，我劝他不要亲自送南京，他对我说：‘中央还有十几大员在这儿，怕什么？’可见副司令放蒋而留下这些大员，并非是因为忙乱而忘记了这些人物，他很明显是有用意的。我们必须按照他的真意行事。”
何柱国捏着电报问道：“不放大员，眼下怎么向副司令回话？”
卢广绩上前说道：“副司令说是三天、五天之内一定回来，可以这样回电：‘我们决意等您回来亲自释放这些大员，以便话别欢送，恢复情谊。’这就等于明告老蒋，副司令不回来，这批人也别想回去。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心腹，蒋介石不会扔下他们的。”
朱仁堂说：“这些人伤的伤、死的死，回到南京只会给副司令的身上抹屎抹尿，只会起坏作用。副司令不回来，绝不能放走他们。”
朱仁堂又说：“倘若你们害怕副司令回来责备、处罚，我可以主动承担责任，向他说明这是我的过错，与各位将军无关。”
王以哲很不高兴：“你们太多心了！副司令自己都送蒋委员长去了南京，我们扣住这些人还有多大意思！副司令‘送人情送到家’。这电报是直接给杨主任的，又不是给你们的，你们让杨主任夹在中间怎么处？”
大家都盯着杨虎成，杨虎成站起来说：“看张副司令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做到仁至义尽，把他们全部放了罢。”
朱仁堂、孙铭九、卢广绩黑着脸孔，只好从命。何柱国、王以哲在边上建议：“索性下个请柬，今晚举行便宴，欢送他们回京。另外，在易俗礼要不要再包一场秦腔。”
风风火火紧张了半个多月，杨虎成忽然想起了十二月九日晚的那场秦腔，那场虚惊，他苦笑了一下，说道：“包戏的事，我看就不必了。”
自洛阳直投南京的飞机正在云层里穿行，各地的电文已是雪片似的落到了南京，全是“欣闻钧座返京，欢庆莫名，谨电祝侯。”“非特天相吉人，实亦中华之幸”，“薄海欢腾，万众欢舞”之类的贺词。蒋介石的飞机在明故宫飞机场着陆时，欢迎的队伍人山人海，锣鼓鞭炮齐鸣，彩旗花带翻舞，欢呼声浪响彻九霄……仿佛在欢迎想往已久、倾慕已久的“大英雄”降落人间。
军乐声中，何应钦、林森代表军政各界向蒋介石鞠躬致慰，冯玉祥、戴季陶、居正、张继、孙科、陈立夫、李烈钧、朱培德、陈公博逐个儿致礼问候。张学良、宋子文的飞机晚到个把小时，机场上除了宋子文的侧近和一些军政部接待人员之外，地上余一层纸花、足迹，有些冷寞，有些凌乱。曾几何时，张学良带着卫队和随员晋京显的那番威势，已是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还在洛阳，他的心腹文人陈布雷就和温文灏商量：“我们应该预先为委座准备一份文告，飞机一到南京，便可公开事变真象。”他们苦心孤诣，终于拟就了一份。一降落，陈布雷他们赶上去鞠躬之际，蒋介石却很快将一份文稿交给了陈布雷，要他迅即发表。蒋介石这份文稿，就是昨晚与夫人在灯下炮制成的《对张、杨的训词》。
《训词》很快发表了，军政大员们等待读了之后，纷纷称赞，认为：“其语重心长，有如一片春阳，无人不照，仁者胸怀，威而不猛，真是主心明严，气象高旷，聆者莫不动容。”有的则认为，这是“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又一新开端。当然，也有少数明眼人不这么看，军政要员张治中，觉得从表面文字看，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尊严，但细细揣摸，字里行间却潜伏杀机。张治中这个看法，与远在西安的杨虎成是同一个感觉。所以张治中在赶往北极阁看望张学良时，紧紧握手，神情极度不安。
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训词”进行了剖析：“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经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驾返南京，千头万绪，有几宗区区小事，蒋介石却安排有序。
一是颁发纪念章。为鼓励忠贞人士，凡在西安事变同时蒙难之人，一律颁发西安蒙难金质章一枚，上面镌有：“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联语，正中铸有蒋介石的肖像。有两位人物勋章特异，与众不同，一位是端纳，营救有功，由国民政府颁授大绶采玉勋章一座，一位是那个“双十二”凌晨架飞机落在临潼野地里的蔡锡昌，特颁五等宝鼎勋章一座，以彰忠勇。
二是召集同难人员到官邸摄影留念。包括侍从将领，连同几位女眷，总共二十二人，大伙正绕着委员长喜洋洋地列队时，“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和绥署政训处长曾扩情急忙忙赶来了，正想站入队列里，没想到蒋介石突然伸长手指指着他俩，怒色满面，厉声喝斥：“你两个滚出去，给我滚出去！滚！”当晏、曾二人红着脸退却时，蒋介石迅速要来一片纸，用红铅笔写道：“晏道刚无能，曾扩情无耻，永不录用。”写下这道手令交给了身边的侍从副官，才正襟危坐，开始照像。
晏道刚曾任过侍从室主任，是委员长身边的人，后来特地安排到张学良身边伺察动向的，可西安有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