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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应当指出有一种赞成垄断的论点，其根据是发展中的经济要求有高度节约和高额利润。依照这种论点，认为把大部分国民收入转到那些愿意节约和投资的人的口袋里是可取的，而不要给那些愿意把它用于消费的人。当然，这种论点并不是说要走极端；消费是对生产的报偿，是对进一步努力的刺激力；问题只是程度的问题。在节约和消费之间分配国民收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一直争论很多，因为有的看法认为，如果消费部分过多，投资就会过少，而如果消费部分太少，投资就会得不到鼓励，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非常高的投资率至少可以保持几十年而不会使投资的机会枯竭，这一点似乎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只要经济增长同高度节约并非不相容，那么问题的下一步就是为了取得大量节约究竟需要有多大的利润。的确，非资本家阶级确实很少致力于节约，但是节约并不需要完全靠个人的努力。政府也可以作为储蓄者，向公众征税，用于公共设施的资本构成或借给私人生产者。不过，如果政府不能或成不了一个生产性的储蓄者，可以肯定，发展中的经济要获得足够数量的节余，它确实需要大量利润。即便如此，利润的水平并不一定取决于垄断；垄断可以决定在这一资本家和另一资本家之间的利润分配，并不能决定经济中全部利润的份额。这曾是大部分经典经济学家的意见。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通常有大量劳动力储备可供按勉为求生的工资水平雇佣；只有在劳动力缺乏的经济社会中，实际工资的水平才取决于竞争。
因此可能同时为了经济增长的利益主张利润要大，而又要抵制垄断的作法，理由是这种作法将挫伤革新（见第五章第二节（二）和第三节（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总之，很清楚，对垄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下简单的结论。我们或许可以说，垄断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比后期更可能出现，也更可能有所助益。同时，垄断在任何阶段都是危险的，因为它能掩盖低效率，因为它能运用权力来抵制或压制革新。因此，不管垄断有什么暂时性的优越性，使得人们处处不信任垄断，力求限制它的权力，则是一种殷实的本能。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四节 一些事例
（一） 宗教
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里多次提到宗教；现在把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简要地集中总结一下也许是有帮助的。
就这方面来说，有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怎样同形形色色的宗教态度相容？第二，互不相容的信仰是否会窒息经济增长，或者是不是说这种信仰是在不具备经济增长条件的地方才会盛行，而经济增长一旦成为可能就会为人抛弃呢？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容易回答；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相当详尽地谈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制度，现在只需要再列举一些要点。在我们列举这些要点时，将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要违背这种或那种宗教的教义，当然有些宗教比其他宗教牵涉的范围要广泛。首先，不管是因为人们想要商品还是因为他们珍惜额外的闲暇时间，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愿意把他们的才智用在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方法上。
渴求商品的愿望，也许是出于喜欢物质享受，也许是出于追求与财富俱来的社会声望和权力；因而在财富是通往声名显赫的捷径的社会里，经济增长较为迅速。有些宗教确是教导人们，通过潜心修养和诚实劳动便能得救，而且的确把追求效率升华成为美德。有的基督教派还强调节衣缩食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美德。但是大多数宗教也教导人们，最好是专心于灵魂的净化而不要去孜孜以求提高收入或降低成本的办法；实际上，一切宗教都劝阻物欲。
其次，经济增长要求有进行实验的意愿。这是技术得以改进的主要途径，也是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态度的途径。实验的意愿反转来也是同对事物追根求源的愿望联在一起的，因而也同理性信仰有关。正如已经指出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摆出的信条中大都是，上帝就是理性的化身，因而有助于为科学调查在西欧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对宇宙的本质持这种态度的宗教为数极少。
实验的意愿正牵扯到人们对宇宙神圣感所持的态度。只要认为人体解剖是渎圣，医学就不会进步。如果动物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也许要有一段艰苦的时期同牛、猿猴、兔子、松鼠、蛇、昆虫和细菌进行生存竞争。同样地，有些宗教对有意限制家庭人口持反对态度，其结果是人口过剩，饥荒和贫穷。只有认为世上存在的一切是为造福于人类的，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加以改变，许多技术进步才会兴起。这种看法同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的宗教完全一致，而同那种把人看作是上帝意志的一种表象——并且是无足轻重的表象——的宗教是不相容的。
经济增长也牵涉非个人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人们同别人作生意并不考虑亲属关系、民族或宗教教义。因此，宗教对外来人的态度十分重要。如果宗教鼓励人们公平对待外来人——诚实服务，信守合同等等——这种宗教便将推动贸易和专业化。反之，如果宗教是排外的，鼓励仇恨异教徒，使人们分裂而不是团结，这种宗教将会湮灭经济发展的机会。
我们谈到社会制度时，宗教差不多总是起限制性作用。因为宗教几乎总是把服从、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尤其是置于正义的美德之上，这有时便会同别人发生冲突，总之这主要是个争夺世俗权力的问题。因此，宗教在对待家庭关系、政治或宗教义务上极为倾向维持现状方面。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社会制度使人们认为，他们是在取得自己的努力成果（而不是在受剥削）；如果贸易与专业化是可行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非个人的基础上），如果在经济上有施展才能的自由（包括纵向社会流动），那么经济的增长会十分兴旺。这些要求哪一条都同宗教的教义不一致。尽管这样，宗教主张社会关系维持现状的倾向，往往使它成为向任何方向谋求变化的一个障碍，不管这种变化是向左还是向右。宗教既不赞成增长也不赞成衰退，而是主张社会稳定。如果社会是奴隶制，宗教便教育奴隶们服从；同样地，如果社会已习惯于高度纵向流动，牧师们便将带头谴责限制（经济发展）机会的种种企图。不过这样概括一定不得引伸得过头。
几乎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先行者，他们不时地起来抨击现状。
他们的影响与往往同世俗政权以及当时的贵族结成同盟的僧侣集团的影响相似，总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这先行者的传统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有时是起决定作用的。只考虑到宗教的权威阻碍变化的一面，也是不对的，因为宗教在变化发生之后也有再使之结为一体的重要作用。没有服从、义务与责任感，社会就无法活动。时代变了，我们的责任感也将随之改变，我们对之负有义务的那些人也将改变。因此，时代的变化总是伴之以道德上的解体，因为在新的义务为人充分理解之前，旧的义务已不复存在。创建和传播适应变化了的关系的新道德规范，则是道德卫士和导师的任务。
这一讨论到目前为止集中注意力在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对立上。不过，宗教和变革之间的对立只有在我们集中于那些反对变革的人的宗教观时才成为焦点。如果反过来，我们考虑到倡导变革的人的宗教观时，宗教有时反而会成为一种强大的革新力量。首先，宗教领袖并不是对所有的变革都反对。对那些同他们的教义并无冲突的革新，如培育新种籽、人工肥料、社会发展或合作社会等，有时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事实上，革新有了宗教的支持，有助于使其更快地被人们接受。即使年老的宗教领袖反对革新，宗教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推动革新的力量。因为革新者往往有自己的新宗教或对旧宗教作新的解释，从中得到指引、启示或行为准则，使他们有别于社会的其他人，而这些行为准则在他们的头脑里是同他们正在进行的革新相联的。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常常出现宗教骚乱——无论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或想到非洲现代的种种事态，都是这样。如果要评价宗教的作用，我们必须要像考虑旧宗教抵制改革那样，考虑新宗教推行改革的热诚。
人们往往也注意某些少数教派在他们居住的国家发展中所起的卓越作用，如犹太教、胡格诺教派、贵格会或袄教等。
有几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少数教派的成员也许具有某种独特的生物学上的韧性，不论在精神上还是体力上。这是因为他们曾不得不经过种种困扰的煎熬，这些困扰把较弱的同党淘汰了。留下来的都是头脑敏锐、机警、受过勤劳和自我克制传统的培养和具有善于自卫本能的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