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降。总有人希望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发展。有些人通过多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得益，如地主和想当农奴主或奴隶主的人。这种人夺取政权甚至通过发动反革命来夺取政权，并利用所夺取的政权来恢复经济剥削并不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人希望保持起出身的贵族制，他们对旨在扩大机会均等的措施如累进税、免费教育和遗产税感到深恶痛疾；这些人也有可能掌权。还有一些想当垄断者的人，凡是其利益受到竞争损害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垄断者；这几乎是指每一个人，因为竞争将损害我们作为生产者的资格，只有在我们作为他人产品的消费者时才使我们受益，因此，无论是政治上的左派还是右派在限制竞争、贸易、改革和增长方面可能很容易找到共同基础。最后，还有一批计划制定者，他们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喜欢经济自由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他们可能成功地使管理人员、工人和控制资源的人受到条例的广泛制约，因而使改革的速度放慢。经济一旦开始增长，决非必然会持续增长下去。
必须强调指出：制度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技术或其它物质条件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固然常常促使制度的相应变化，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物质条件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度可能会自行发生变化。因此不能把海地革命归因于技术或环境的变化。海地革命摧毁了在奴隶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繁荣，使该国变得贫穷和自由。由于过分强调经济趋势具有支配政治和其它社会信念和社会关系的威力，从而出现了相反的观点。经济趋势可能有助于形成这种或那种行动方针，但是，政治倾向，或社会态度的倾向、或习惯和禁忌的倾向则可能完全相反。繁荣的经济可能仅仅因为人们采取与经济发展不一致的习惯或信仰或者因为推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的人掌权而被摧毁。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某些集团利用政权来达到限制经济发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受过多少教育。如果有足够的人重视自由经济并且时刻注意保持这种经济的话，经济将继续保持自由。要说明为什么有些民族比别的民族容易取得和维护自由，就需要作长期的调查，很可能得不出最后的结论。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说明下面这一点也就够了，即有些社会具有自由的历史和传统，而另一些民族具有长期的独裁统治的历史和传统。一个有长期自由传统的国家必定会时刻注意保持它的制度的自由，如果它们屈从，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它们一定是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如战争或经济资源减少，从而动摇了对自由的信心。而长期来制度不自由的国家发现很难赢得和保住自由。
历史和传统的这些差异有时可用某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加以解释。因为正如外国的影响在帮助经济开始增长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一样，外国的影响在帮助避免经济下降方面也起到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容易进入的话，它最有可能保持自由制度。因为那样的话，社会结构就不容易僵化。就可以进行人员、商品和思想的交流。新机会造就新的富翁和新的穷人，保持着社会的纵向流动。新思想使比较灰色的迷信思想无法立足。经常同生人接触使人们必须根据他们的长处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地位来看待他们，等等。与外界接触并不能确保自由；甚至还可能增加被外国征服的危险性。但是，这却使自由的敌人比较难以占上风，甚至外国征服者都有可能认为不妨碍经济的增长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二） 变化的周期
本章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使努力和报酬相联系，通过促使经济专业化，或通过增加经济自由等手段，使制度朝着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方向演变这个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我们研究了这一演变加快速度的问题以及那时正在进行累积过程；我们也已看到有可能出现减速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累积下降力。我们接着要研究社会演变的理论。是否有一条制度改革必然要遵循的路子？是否要经过一连串的阶段？是否不可避免地要取得“进展”？或者历史是否沿着某种周期的曲线向前发展？许多人认为，历史表明每一个社会必须经过演变过程中某些特定的阶段。这些阶段的划分根据作者的兴趣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作者对人们的谋生方式感兴趣，他就可能认为社会必然从游牧生活、定居务农、经商、然后发展到开办工厂的过程；可能认为制度的变化是同这些谋生手段中的每一种手段相适应的。如果作者对阶级关系感兴趣，他就可能认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农奴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他可能研究宗教的变化，从灵魂独立说和崇拜祖先到一神论和理性论。或者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可能宣称发现人们从对家庭的忠诚渐渐扩大到对全村、国家、帝国，最后到对联合国的忠诚。
认为发展必然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不再是一种流行的思想。甚至共产党人都已经放弃了认为一个国家在到达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或者自从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以来他们还放弃了只有城市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一个社会可以跳越这些阶段中的一个或更多的阶段，比如说从“农奴制”跳越到“社会主义”。同样清楚的是，它不仅可以“前进”，而且还可以“倒退”，比如在政治上从忠于帝国倒退到忠于种族或民族，或倒退到忠于地方。不再认为阶段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更加认识到了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过去，当社会处在比较与世隔绝状态时，每个社会也许有可能不顾外界发生了什么事而只顾自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而现在，几个大国的影响扩及到了全世界，甚至连最原始的社会都发现它们自己在效仿最先进的国家，而不顾它们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的差别。同时，那些认为自己具有最先进思想的人常常也把他们的传播技术看成是无往而不胜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把每一个社会都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不管它处在什么阶段；理性论者认为，理性论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国际主义者把他们的信仰传播到了最遥远的和自给自足的乡村。认为阶段不可避免的思想遭到了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最高阶段的人最激烈的抗拒。
阶段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必然进步的思想密切有关，因此也随着这种思想的淡薄而衰落。关于社会必然进步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比较新的思想。在１８世纪以前，人类更多地认为，过去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因此，历史上记载着人类的衰落。在其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社会必然进步的信念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当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使肉体、思想和精神三位一体臻于完善时达到顶点——思想朝着理性主义演变，精神朝着自由主义演变。当今，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进步是必然的，许多人甚至对进步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也表示有异议。当然，为了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有限的兴趣的水平上进行探讨，就不可能认为制度的累积变化会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因为很明显过去曾有很多时候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在奴隶制取代自由的时候，在为贸易设置的越来越多的障碍削弱了专业化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僵化的社会阶级和种姓制度减少了活动余地的时候，就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甚至最蓬勃向上的增长势头都有可能被扼杀。
１９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当然知道经济增长在过去经常被扼杀的事实；他们之所以认为社会必然进步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人——或者至少是欧洲血统的人——通过积累知识“逃避了历史的束缚”。为这种见解的最合理的辩护似乎是说，过去经济增长被扼杀是可能的，因为人们对这种增长及其遭扼杀的方式了解得不够。他们失去自由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科学了解得不够多，意识不到自由会遭到攻击和建立不起坚不可摧的防线。他们允许采取一些扼杀经济增长的措施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经济了解得不够多。随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它在人民群众中间的传播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更多地采用理智的态度，经济增长此后就有可能得到保障。２０世纪失去的正是这种对人类事务中理智力量的信念。我们知道人类的事务是受人的愿望支配的，这些愿望的正确与否是不能用理智来证明的，它们也不能完全靠理性的表示来反对。
不同意必然增长或必然下降的观点未必就同意周期的概念。相反人们可能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既否认增长是必然的，也否认周期运动是必然的。因为增长率的变化并不完全由于制度演变的结果。我们要再次对由于经济机会的改变而引起的变化和由于制度的演变而引起的变化加以区别。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增长的速度，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由于世界贸易路线的改变；或者由于世界对这个国家专门生产的产品需求量下降；或者由于不是在内部的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其它许多原因，增长速度都有可能减慢。人们甚至可能认为，由于上述原因中的这个或那个原因，增长一定迟早会结束，他们不认为必然会出现制度变化周期。不过，本章只探讨由于制度的演变而引起的变化；由于其它原因引起的变化将在后几章论述。
关于制度变化周期的理论认为，增长促使收缩，反之亦然。但是并不因此而认为，这种周期的长期影响将不会使生活水平发生变化。因为周期运动与长期的增长或下降完全一致。这并不是说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必须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