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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从而维护科学概念的自由交流。
然而我们的专利制度不仅把垄断权给了发明家，而且还给了研制者和后来的商业生产者。研制者要求得到两个垄断权；他要求得到研制垄断权和随后的生产垄断权。发明家可任意向研制者发许可证，他愿意发多少就发多少，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研制者只有在他们得到专有许可证时才会着手去研制。不过，垄断生产要比垄断研制更有理由一些。垄断生产基于同发明家的垄断权一样的论据，即由于研制工作很费钱，资助研制的人要求得到某种保证，研制问题一旦得到解决，他们能够用垄断生产的办法来使自己得到补偿。然而，这并不成为给予研制垄断权的理由，因为这正如所有的发明家在一场自由运用科学原理的竞争中谁第一个获得成功谁就获得发明专利权一样，许多发明研制者也可能开展一场竞争，谁先获得成功谁就获得生产垄断权。按照专利法目前所用的定义，如果研制产生了在可取得专利的过程，这种垄断权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但是保护范围也可扩大，将对一切新兴行业的保护包括在内，专利法本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那些给予新兴行业以“开拓者地位”的不发达国家现在就是这样做的）。还有许多人争辩说，不管是研制还是生产都不需要保护。实质上他们是说，哪怕不予保护，担当风险的人也会由于从优先权中得到很大好处而适当流动。这肯定是若干行业的真实情况；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其他行业，优先权同研制成本相比，并无什么好处可得，因此如果不给研制者以独占的权利，取得进展的速率可能降低。
把发明过程分为纯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三个阶段，对评价不同国家应把它们的重点放在哪里也是重要的。譬如，现在人们都这样说，联合王国同美国相比，在纯科学方面花了很多钱，但是在后来各阶段却落在后边了。由于人均发明英国少于美国，英国在技术研究阶段是否就落后了，这是值得怀疑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考虑到当今的技术进步——人造纤维、喷气发动机、电视等等，联合王国似乎已无可置疑地处在发明的最前列。它落后的地方在于把新发明转为大批商业性生产的程度。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足的地方绝不是在于研究或发明，而是在于利用新知识的动力；因此我们将在本章第二部分再论述英国的情况。
较贫穷的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之处在于它们实际上没有必要花大量的钱来促进纯科学的发展。它们大部分可把这一任务留给先进的工业国去完成，后者取得的成果可免费为各国所利用。可能有些例外情况，因为科学的某些部分比之科学的其他部分使它们更感兴趣，但是在纯科学领域中很难想到实例。总之，纯科学的发展有些像风一样，“风向听得到它的地方刮”，比较贫穷的国家是否能从它们为了影响新科学原理的发现而支出的经费中得到什么好处是令人怀疑的，科学研究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发达国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发明，有很大一部分同样适用于不发达国家，并可全部引进。不过，发达国家已集中力量运用科学原理来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同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不同的。譬如说，热力学原理已被用来找出最大限度地提高煤炭燃烧时利用的热量的办法，而不是木柴燃烧时利用的热量的办法，许多较为贫穷的国家煤炭短缺，而这些国家中的有些国家木柴却很多。遗传学的原理已被用来改良小麦品种，而不是用来改良薯类的品种。生理学原理已被用来设计温带地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热带地区的生活方式等等。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进行技术研究，对它们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状况的一切事情都要进行技术研究。最后，即使在技术研究成果可以应用的地方，研制问题也不一样。有些生产方法在那些煤炭、铁矿石、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很多的国家是经济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采用则可能完全是不合算的，这些国家的问题是要想方设法，主要利用现有的非熟练剩余劳动力，和在当地能廉价买到的材料。
毫无疑问，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们在研究工作上，在开发适应它们情况的新工序和材料方面花钱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在工业国家，私人企业家开支大量的钱来从事工业研究，因为他们希望这种研究有利可图。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都是农业国。在它们的农业是将大商业公司包括在内的地方，这些公司已个别或者集体投资进行研究（如橡胶、香蕉、甘蔗），但是在它们的农业中并非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部分（主要部分）里，没有私人利益集团资助研究。因此，这些国家所需要的研究经费（即不包括采矿和商业性农业）几乎不得不全部由国库开支。
而在工业国家，研究可被认为基本上是私人利益集团的事情，政府仅来填空补缺，在不发达国家，研究基本上是政府的事情，应是政府主要活动领域之一。
它们应当开支多少呢？这当然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联合王国目前用于工业研究和研制的经费，估计差一点不到工业收入的１％。美国的工业研究处于类似的水平上，而农业研究却占农业净产值的０．５％不到一点。在同样的基础上，如果不发达国家花在各类研究（技术、社会、卫生等等）上的费用相当于它们国民收入（不要与政府开支相混）的０．５％到１％之间，这并非是不合理的。这样一种建议并没有可靠的根据。同样，当前的经费没有达到这一水平的零头，显然是太低了。
迄今，我们主要论述了技术知识；现在必须说一说社会关系。人类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并不下于技术领域。不过发明的过程是迥然不同的。首先，许多重要的社会发明不是由个人完成的；社会在使自身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创造了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常常要在实施很久之后，才为人们所承认。但是也有我们能够指出个别发明者，甚至能够说出其日期的例子，——例如，在由立法程序或由政府行动（只举几个例子，失业保险、集体农庄、中央银行业务、由议会治理）创造发明的地方就是这样。第二，这一过程中的各阶段是有差别的。我们能想出一个阐明一般原则的阶段，如果我们愿意，还有一个利用这些原则解决问题的阶段，但是关系往往正好相反，即有实际社会问题要解决的人经常因这种问题而对社会进行推论，所以社会理论是社会“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是理论的应用。开发过程也是非常不同的。有关的人联合起来为他们的想法作宣传，所以他们的想法不是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就是强加于人。换句话说，社会、知识是通过政治过程增长的，这种过程提出具体的问题要求人们予以注意，提出拟议中的解决办法也要取决于政治上的支持。这只不过是从表面上来区分社会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就是说两者都依靠有关方面的支持。同样，差别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从事技术工作的科学家把一个方案出售给有关支持者，而这个方案是假的，就是说它在技术上发挥不了要求它发挥的作用，这名科学家很快就会被发现。
而社会科学家却能出售假方案而不被发觉，这种方案是假的，因为它们未说明世界真相，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方案非常成功，因为它们使有关支持者能够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教训就是，虽然让有关方面来促进技术知识的增长可能是保险的，但是主要由有关各方来传播社会知识不可能是保险的。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都有个人的利益，这将影响我们对社会结构的问题的态度。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社会科学家也是这样。不过，社会科学家有他们的职业道德准则，这种准则使得他们在提出和分析事实时力求客观。因此关于社会的真相极可能由那些社会科学家弄清情况并加以促进发扬，这些科学家是在以科学自由得到维护的方式得到资助的研究机构中工作的。
不发达社会像它们从发达社会借鉴技术发明得到好处一样，借鉴社会发明也得到同样多的好处。仅仅举几个例子——卓有成效的，比较清廉的行政机构的发明；免费义务教育的发明；刺激投资并保持土壤肥力的土地所有制的发明——事实上，本书就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有益的社会发明概览。而且，在社会领域也像在技术领域一样，借鉴必须谨慎从事。有些发明并不适宜当前的发展水平（如西藏并不需要普遍实行失业保险）；有些需要加以修改（如在私营企业没有发展起来的领域依靠私营企业）；还有一些发明将是危险的（如在人口每２５年翻一番的国家支付家庭补贴）。这些国家往往使人得到深刻印象是，如同它们缺乏资本或自然资源一样，它们在社会领域缺乏想法（和实现这些想法的人）。因此，用于从事社会研究的经费应像拨给其他知识部门的经费一样，被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四章 知识
第二节 新观念的应用
专家们知道的最有效的行事方式和绝大多数人实际所干的事情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的。知识应当增长，这并不够；知识还应当得到普及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占有知识的速率有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一部分取决于各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吸收和应用新观念成为有利可图。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一） 对革新的态度
在人们习惯于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或者习惯于变革并从而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的那些社会里，接受新观念非常迅速的。当我们探讨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种种条件时，我们已经探讨了创造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本章第一节（一））。我们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