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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限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有关，或者可能由于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增长得也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发现的社会，利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现富有成果的投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资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突然增加，不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还是制度改革，使得有可能利用现有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每一种情况下，直接结果是，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并不是为那些将会增加消费的阶级——农民和靠工资为生的人——所得，而是变成了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在那里，收入用于进一步的资本形成。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拿工资的工人行列，但是实际工资不得增加得像生产率那样快。
通货膨胀也使资本家的利润增长速度加快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通货膨胀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以与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有关的温和形式出现，有时则以与战争和政府铺张浪费有关的剧烈形式出现。与其它收入相比，通货膨胀使利润增加，还促使人们抛出货币购买砖块和钢材。每次通货膨胀后必定出现通货紧缩，那时利润少，投资受抑制。
但是通货紧缩阶段很少像通货膨胀阶段那么长。长远的趋势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不像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所要求的那么快。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与国民收入相比投资迅速增大的历史时期，物价也是上涨的，利润也是增加的——例如１７８０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１３年的投资率（国内加国外）比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９０年高，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期间比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从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１３年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或者俄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就此而言，经济周期与其稳定或下降时期相比的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发生通货膨胀，利润也可能增加，投资也将进行。另一方面，不时发生一点通货膨胀会使利润增加，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经济由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那么，因此可以说，穷国为什么储蓄得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小了。如果自己愿意，没有一个国家穷得不能将１２％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贫穷从来没有妨碍过国家发动战争或以其它方式浪费钱财。这些国家根本不能以贫穷作为不储蓄的借口，在这些国家里，４０％左右的国民收入被１０％收入最多的人浪费掉了，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活。在这种国家里，生产性投资少并不是因为没有盈余，而是因为盈余被用来维持大批不生产的侍从，修建金字塔、庙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而不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本。要是这些盈余作为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或者作为税收归注重生产率的政府所有，那么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将会高得多。还应当指出，当我们说，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小，所以储蓄额少时，我们并不仅仅是指私人资本家，而是用这个词也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任何其它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形式中，资本用于雇佣人员，在支付工资和薪金以后，仍然有数额可观的盈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实际上，根据苏联的情况来判断，国家资本家积累资本的速度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快，因为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东西或征来的税收，或者通过通货膨胀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榨取的东西。
在对资本家利润增加的情况所作的这种经济分析后面，也存在着出现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出现一批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再投资的人的社会学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地主、商人、放债人、教士、士兵、王子——一般是不作这种考虑的。是什么因素使一个社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大概没有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是从国外引进资本家开始的。外国商人或外国投资者开辟了新机会，获得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利润在该国进行再投资；于是他们的榜样受到人们的仿效。本地资本家的出现是与新机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不论这些机会是从国外学来的，还是在国内独立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技术，也可能仅仅是市场扩大的结果，由于外贸有了新机会，或者国内通讯条件改善，或者国内平静，市场扩大了。如果机会仅仅是贸易方面的，那么新阶级的观点主要是商业观点，但是如果也出现了新技术，或者有了资本可使其产生效果的新资源，那么也将有一批资本家，他们主要考虑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了政治、宗教和种性制度在帮助还是扼杀企业家阶级的出现方面的重要性；机会和制度互相起作用，共同决定这个阶级的成长速度以及允许它活动的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Ｉ．Ｉ克雷默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政职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１８８０年当政府决定它准备出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从老式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１９世纪极其重要的最后２５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加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将商业资本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５％的储蓄水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它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部门相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此就出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还是使利润增加，或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８０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这个比例有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能扩大到什么地步。这样，以前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得到了解释。由于富人比穷人存钱多，人们就常常预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储蓄更多的钱。可是人们发现，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在５０年到７０年的时间里，在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一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穷富决定的，而是由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决定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两个比率就停止提高了。自然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