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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分配。如果这种再分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改变他们已经从事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把新就业的人吸收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职业中去，那么进行这种再分配就较为困难，因此，预计每年都吸收大批新劳动力的行业比每年吸收劳动力比较少的行业的经济更富有弹性。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一个提供相当充分的就业机会的经济中，都有大批的劳动力流动。那些据说缺乏劳动力的行业之所以缺人，往往是由于留不住雇来的劳力，而不是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新工人。
当然，任何经济都会发现，不同职业之间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都是困难的，例如由战争，或战后余殃所致的那种转移，但是仅就平时所要的一般边际转移而言，每年招收或不招收大量的劳动力是否会对局势产生很大差别，这一点颇值得怀疑。
还需要再加以说明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里，投资风险增大的问题。在一个人口年增长率为２％，实际收入增长率亦为２％或更高的国家里，是不会在投资上犯大错误的。如果企业家对任何一种行业的投资多投了１０％，这种行业会暂时陷入萧条，但是在５年或更短的时间内，需求就会赶上供给，并有某些缺货利润可赚。资本的自然贬值使供应减少，收入与人口的增加则使需求增加，这两者使投资方面的失误得以纠正。如果人口不增长，失误只能靠资本的贬值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来纠正，那么这将是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因此，一切投资的风险也就更大。这把我们直接引到了第三个论点。如果不鼓励承担风险，那么经济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具有竞争性。
企业家们会比在需求一直在迅速增加的经济中更急于就分享市场作出安排。承担风险的减少与垄断的扩大这两种因素都阻碍了投资，因此也促成了长期的停滞。然而人们也可轻而易举地反过来论证说，当市场不再扩大时，争夺市场的斗争将激化。依靠演绎出来的论点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也没有适当的论据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减少了投资机会，因此预计投资也会下降。为了安置增加的人口需要部分投资：新的住房，新的农业区，新的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等。因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但是，关于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否下降的问题切不可与保持充分就业的问题混为一谈。如果困难仅仅在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使人均资本保持不断增长所需要的水平，那么这个困难可通过增加消费，不鼓励储蓄等措施加以克服。政府可增加影响储蓄的税收种类，减少影响消费的税收种类，或者用剩余的储蓄扩大它自己在住房，道路，医疗设施等等方面的开支。只要措施得当，人们可以平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因为一些资本不再需要用来安置增加的人口，这些钱现在可用来增加人均资本。在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加，资本的利润率将下降，除非有大量的革新涌现，而这可能影响人们投资的意愿（如果人们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不是取决于高额利润，如果利润率的下降提高了与利润有关的其他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的倾向，他们就会更愿意投资）。关于长期增长的大多数论点最终回到革新的源源涌现上来，回到是否有理由认为源源涌现的革新会枯竭。
因此，有关人口的论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无法满怀信心地说，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人口的增长将超过资源的增长。恰恰相反，危险也许在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将导致人口数量稳定或下降。对于这种威胁一旦成为现实将会有多大的危险，我们同样不得而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希望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可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不能全然无视使经济变得日益缺乏灵活性和垄断更加扩大的可能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国际竞争。根据这种论点，“老牌”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因此，或者由于利润下降，或者由于向新崛起的国家投资更有利可图，对老牌国家的投资率下降。“老牌”国家由于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可能会丧失其地位。正像发现美洲那样，新的贸易路线会使这些国家丧失其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技术进步可能破坏对其矿物或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例如对智利硝酸盐的需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除了世界贸易格局发生的这些变化之外，“老牌”国家在公认的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可能输给新崛起的对手，如果这种领导地位仅仅是建立在把革新置于优先地位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因为其他国家迟早会掌握这些新技术，而当它们一旦这样做了，“老牌”国家就会丧失其垄断地位、较高的生产率和超额盈余能力。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引进新思想方面仍然站在前列才能保住其以革新为基础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位难以保持。考虑到与自然资源有关的需求的变化，以及几十年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如何之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领导地位的时间超过几十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这个意义上说，失去领导地位不一定导致经济停滞，但是如果伴之以不利的贸易条件，或者导致投资被吸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那么将完全可能产生这种结果。英国的人均产量增长率自１８７０年以来似乎一直低于１９世纪前７５年的水平，一些人用上述原因解释这一现象。在第六章中我们将就国际竞争做进一步的论述。
因此，由于长期增长，一个国家可能会落入许多陷阱；它可能对物质的东西感到厌倦，它的企业家可能会表现得缺乏竞争性，它的公众可能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变革，收入的分配可能变得不利，它可能耗尽其自然资源，可能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它或者会智穷才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革新成果来。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可能遭受自然灾害，或毁于战争，内乱或治理不当，而所有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有可能落入这样多的陷阱时，一些国家过去曾落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陷阱也就毫不奇怪了。谁也无法预见某一国的投资率何时开始下降，不论是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之后。但是我们对过去４０００年经济史的知之不多的一点知识似乎完全证实了这样的预测，即长时期的增长到适当时候将被增长缓慢、停滞、甚至下降所取代。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六章 人口和资源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探讨资源、人口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第二步探讨资源、人口和人与商品进出国际边界的流动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人口和产出
（一） 人口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对人口的增长有什么影响？马尔萨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他在世的时候到现在一直使人们争论不休。他说，第一，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将引起人口增长。第二，人口的增长将超过粮食产量增长的速率。所以，第三，人口的增长总是为生活资料的限度所制约。第四，因此他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粮食增产能力的增长，必将使人口增长到这种能力的极限。不管怎样，这些都曾是马尔萨斯原来对这个问题作出的答案。在后来的说法中，他比较强调，只要人类有意节制生育，就有可能打破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联系。
更确切地说，这种退步有损于他的理论的光辉，从那以后，追随他的一些人已不大愿意接受他的理论了。另一方面，原来的说法也从来没有为人们完全接受，因为始终有人怀疑这种论点所依据的每一个论据。
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对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分别探讨对出生率的影响和对死亡率的影响。
在世界史的大部分进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两者几乎相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时间上距今不很远。在当代最原始的国家中，死亡率高达４％，在这些国家里，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医疗方面的进步都尚未发生重大作用。这一数字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儿童大量死亡造成的；在原始的条件下，近半数的儿童活不到十岁就死了，这几乎占死亡率的一半。我们从这一数字推算不出历史上死亡率有多高。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体质强一些（如不大容易患疟疾），而且饥荒、战争和传染病的发生也一定使每年的死亡率很不一样。尽管如此，在漫长的历史上，死亡率必定平均在３—４％左右。因为人口增长得非常之慢，出生率也必定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水平上。据认为，公元１年到１５００年，世界人口递增率每年不超过１％，所以出生率只比死亡率高一点点，因为要考虑到突发性灾害会造成死亡率大起大落。
国与国之间的出生率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从有记载的时候起，出生率很少超过３５D的，而在亚洲或拉丁美洲，出生率超过４０D则十分普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结婚比较早。
在以只有两三个孩子为时尚的社会里，晚婚对出生率可能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在不实行节育的社会里，晚婚必定有重要意义，因为生育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另一种解释是单身妇女的百分比各有不同，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成年人口的两性比率各有不同，另一部分原因是婚姻风俗不同。印度和爱尔兰是当前的两个极端；在印度，年到４５岁尚未结婚的妇女只占１％，而爱尔兰的相应数字是２６％。在西欧大部分国家，１５—２０岁的妇女从来没有结过婚，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成年妇女的人数超过成年男人的人数；虽然这个数字并非总是这样高，但是看来总比亚洲和非洲的相应数字高出许多。如两国已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