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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领域内，正如霍夫曼博士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制造业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日子里，人均资本不大，对机器的投资和机器的更换的需求都不大。所以，消费品生产在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特别是服装生产。然而，在发展的以后各个阶段，总投资增大了——可能从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６％提高到占２０％，而且生产钢、机器、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工业部门，比之消费品工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这种变化的速度是可以加快的。从理论上说，在积累大笔资本之前推迟扩大消费的同时经过巨额投资的阶段，使经济得到增长，这是可能的，这是３０年代苏联制订计划的基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资料工业部门首先会大发展，然后才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种进程的主要障碍当然是在实际收入仍然很低的时候，要为庞大的资本投资计划筹措资金。生产资料工业方面的开支将引起消费者的需求，其结果是，如果生产资料工业比消费品生产发展得快，国家除非有日益浓厚的储蓄风气，否则必定会遇到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的种种结果。大部分国家发现用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办法来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较为容易一些，因为它们完全靠储蓄或提高税收来为高水平的投资筹措资金有困难。
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相对重要性还取决于自然资源以及对外贸易的可能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工业是以廉价燃料和金属矿石为基础的，那些没有这种燃料和矿石的国家无法建立很多这样的工业。我们能用多种多样的指数来检验金属的重要性。譬如，加纳需要的制成品大部分是进口的，它进口的制成品（不包括矿物油）中，大约有４０％是金属制品。或者以联合王国为例，从事制造业的人中有４７％的人是从事冶金或使用金属的工业。再以世界制成品贸易为例，其中５６％是金属制成品。因为燃料和金属矿石的分布并不很广，有些国家必须比另外一些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专事金属工业。有些国家进口金属商品，另一些国家则出口金属商品。所以，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的国家，如果燃料和矿产也贫乏，就会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因为它们不得不为了出口专事生产那种每个国家都可为本国制造的制成品；譬如日本，１９３６年只有２８％的工业人口从事金属工业，出口的制成其中只有２０％是金属产品。
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能被制造业人口所占比例的提高所完全抵销。如果我们举最富有的国家为例，虽然农业可能已下降比如说５５点（如从６７％下降到１２％），制造业可能只增加２５点（如从５％增加到３０％），其余的３０点则为其他各类就业机会的扩大。政府活动、教学、医疗服务、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及商务和金融发展通常很迅速。这种活动有多少算是国民收入的净增部分（如用于旅游的那部分交通运输），有多少作为使国民产出可资利用的成本（如载运货物或者载运职工去上班的那部分交通运输），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试图计算国民产出实际增加部分的人会把这些服务性行业的大部分排除在外。他们计算农场、矿山和工厂的产出指数，为住宅建筑、教育、卫生和娱乐只留出有限的余地，从而把公共行政、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的增加部分大部分排除在外。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因为讨论国民收入应如何计算不属本书的目的（见第一章）。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普查记录表明，既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制造的人口比例，在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中从占２５％左右或不到２５％上升到５０％或多于５０％，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有些最近的人口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埃及日本意大利英国
１９３７１９４７１９３６１９３１
农业、采矿业７１５６４９１２
制造业８１７２２３５
商业８７９１６
通讯２５４７
建筑２４５５
政府３４５８
其他服务业６７６１７
总计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性职业扩大的一个后果是，为挣工资而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了——无论如何在城市地区是如此，独立经营者和业主的比例增大了。这是因为在服务业中挣工资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这一结果同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好相反。
因为经济增长使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经济增长就必然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居住在人口不到２０００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８０％或８０％以上下降到３０％或不到３０％。这是因为在做那种在城镇做的事情——制造、批发、公用事业、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戏剧娱乐等——时实行规模经济。Ｈ．Ｗ．辛格博士已经表明，在任何国家，大小城镇的数目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帕累托定律），就是说城镇的大小和数目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倒对数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已城市化到同样程度，或者需要城市化到同样程度。
不把农村人口降到８０％以下的水平，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是没有用的，道理很简单，只有２０００或者不到２０００居民的城镇不允许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如果农业需要的人口比例下降到１２％，即便大力奉行把那种不要求非常集中的制造业保持在农村地区的政策，也阻止不了２０００或不到２０００居民的城镇人口下降到３０％以下的水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市化就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极为珍视的一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来自城镇。在产量或文化价值不受重大损失，而且在其他方面或许还有相当大的益处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压缩人口超过１０００００人的城镇数目。建立一些“鲁尔”区将永远有其必要，那里出产的燃料和矿石，供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工业地区使用。危险在于这种地区往往会把那些在别的地方发展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其他工业吸引过来。
所以，如果人们希望防止过于城市化的话，就有必要对工业的布局有所控制，就是对在那些被认为规模已达到适量水平的地区进行建设要严加控制。
在经济刚刚开始增长的所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里，人口通常增长得十分迅速。农村地区也许还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现象，人们的倾向是逐渐涌入城市去当临时工。大城镇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城镇首先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电影院、电礎E、自来水、运输系统，等等；而且大城镇的社会服务应有尽有，有保健服务、学校、住房补贴、穷人救济之类。因此，即便经济没有什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２０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奉行工业化政策的政府必须决定，它们是鼓励在几个大城镇建立工厂呢，还是把新工厂尽可能广泛地分散，甚至就建立在农村。这个问题引起非常广泛的问题。有政治性问题；在有些地区，为了平息失业者的愤怒，工业必须放在大城市，而在另一些国家，边远省份可能的不满使人们更有理由感到关切。还有喜欢大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和另外一些认为大城市是地球表面污移之地的人之间的争论。
所有那种经济分析能对这种争论作出的贡献是，把工厂集中起来——布在一个点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由此可得出结论，从经济观点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最好是集中力量建设少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工业中心。在这些工业中心牢牢确立和工业化已经度过早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之后，其他的中心可用差不多同样的办法开始兴建。
我们已经指出的职业结构的变化——从农业到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受报酬的差别的影响。因为农业正在衰落和城市的职业正在增加，在农业的人均收入和工业的人均收入之间通常有很大的差别。货币收入的某些差别是人们的错觉；农村工人的有些收入是以实物形式，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花钱较少（特别是食品和住房），有些生活和享受的其他费用（如交通）不必像城市人花得那样多。尽管如此，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农业与其他职业相比正在衰落的国家，农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还是低于制造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仍然是实情。条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出现经济增长而农业生产率不提高，那么与工业收入相比，农业收入将会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只不过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并不像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那样快。
人们如果把除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一切服务行业归在一起，就会发现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超过制造业的人均收入，正如后者超过农业的人均收入一样。然而，人均收入是一个使人误解的整体概念。实际情况并不是赚工资的人在这些其他服务行业所得比他们在制造业所得的要多。看来认为这些服务行业的独立工人、拿工资的工人和熟练工人合在一起所占的比例比在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为高倒是真实情况。
这个集团包括店主、理发师、卡车车主、专业人员阶层和其他靠自己本事谋生的人。这个集团的所得比较高，这也许主要是由于它的阶层结构所致。
n因为农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各不相同，所以这些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多少同有职业的人口的分布不完全成比例。农业的人均收入为平均人均收入的５０％到７５％，其结果是，即使农业人口占８０％，农业收入超过国民收入６０％的情况也非常罕见。（据统计学家们计算，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