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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的认识自然是不同的。有人认为，这个素材很有趣，写成一则故事也很逗人。
何承伟是这样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的：
新故事的创作素材虽然是客观的，但它一旦被移植到作者的头脑中，并反映在故事作品里时，它已经被作者进行了改造，加进了作者主观的思想意识。这个改造过程成功与否，就是由作者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从表面上看，这个素材似乎很有趣，但作者经过反复分析，始终感到不满意。因为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与作者本身的世界观有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想来想去提炼不出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来”，“格调太低”。
同样是围绕公共汽车发生的事情，同样是吴伦这个作者，对于上面一个看似有趣的素材他作了舍弃，而对于另一个我在前面写到的，一个精神病患者帮助一位怀抱生病婴儿的老奶奶挤上公共汽车的素材，在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之后，写成了一篇很好的故事。这件事情说明，作为一本故事刊物的编辑，必须有较高的理论基础，才能把握发稿的正确方向和质量，才能帮助故事作者很好地修改作品，帮助故事作者自觉地摒弃故事中消极的因素，发掘出作品中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何承伟曾提出，《故事会》的编辑不能光是审稿和修改作品，这本刊物的编辑应该是一种复合型的人才，是一个故事理论家。
他认为，作为《故事会》的编辑既是出版者，又是这个专业的研究者，你对中国发展的新故事研究有多深，你的刊物就会办得有多“深”。
加强编辑队伍的理论建设，提倡《故事会》的编辑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故事理论的研究者，成为有别于其他故事理论家的特殊理论家，是主编何承伟自从复刊以来所努力实施的一项长远战略措施。
这种特殊在于，每一个编辑都是故事理论资源的直接提供者。
每天编辑面对着如山的稿件，一篇一篇地从眼前翻过，他们会为一篇成功的作品而高兴，会为发现一名有创作潜力的作者而兴奋，同样他们也会为一些有着较好素材而缺乏创作经验的作者而叹息。他们会从成千上万的来稿里，发现当前故事发展和写作中良好的势头与存在的问题，这些都是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极好材料。从事这本刊物的编辑们得天独厚地享有这些资源，只要钻研进去，对这种资源进行发掘，然后从理论上开展研究，这就会得出在深宅高楼的学院里所无法获得的、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新理论。
另一个更特殊的是，每一个编辑又都是故事理论的具体实践者。
由《故事会》所发起、倡导和研究新故事理论，它的指导意义如何，是否脱离实际，是否有着普遍的指导价值，在具体的写作和编辑中是否切实可行，这都得通过编辑这种特殊的工作得到检验。编辑在外组稿，在内从事编辑的工作中，都会自学或不自觉地将研究出来的新理论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这是许多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所无法得到的优越条件。
因此，《故事会》编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使自己成为一名故事理论家和具体实践者，对于更好地办好这本刊物至关重要。
回顾中国期刊的发展史，上海滩上早年创办的杂志就具有这样的传统。
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期刊发展迅速，最兴旺的时候全国总共有着将近两千多种不同类型的杂志。而上海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出版的期刊为全国之冠，将近有一千五百多种。这些不同类型的刊物，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各个大中城市，发行量最多的月发行达到二十多万册，最少的也有四五万册。这样的发行数字，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直到文化和科学都高度发达，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已大大增加的今天，我们有的刊物的发行还没有达到当年上海期刊的最低发行量。
为什么在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旧中国，一本杂志却有着如此高的发行量呢？
在研究这种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当时在上海滩上办刊物的那些人，与我们今天办刊物的人不同！
这里，我们暂不去列举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巴金等等重量级的名人，当时是如何在上海滩上创业办刊。人们只要随手翻一下当时的刊物，就会发现这些办刊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这本杂志所表现内容方面的专家。这些办刊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他们对于自身刊物从理论上的研究都是很深的。他们办杂志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自己认同的这个流派、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通过一本刊物表现出来。这种刊物自身独特风格的表现也是很顽强的，是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后盾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给读者以吸引，以冲击。因此，这些刊物也就相对地被对这方面有着兴趣、爱好和从事研究的读者所接纳。
上海滩历来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而各种刊物都有其理论支撑着的立场。仅以邹韬奋所办的《生活》周刊为例。1926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这本杂志，1930年春，有位读者写信给韬奋先生，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挥霍、生活糜烂，虽然年过五旬，仍逼迫上海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做他的小老婆，且婚礼之奢侈不亚于蒋、宋的豪华气派。韬奋先生派人明察暗访，终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他准备将来信发在该刊的“读者信箱”栏。王伯群知道后大惊，派人送来十万大洋到《生活》周刊编辑部，表示对这种经费不足的民办期刊的“赞助”，但被韬奋先生一口拒绝，表示绝不背叛《生活》周刊办刊宗旨。来信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里我们除了赞扬韬奋先生的骨气之外，对于他作为一个办刊人在理论和信念支撑下坚定的立场，不能不倍加赞赏。
作为上海的一本刊物，应该说《故事会》较好地继承了前辈办刊的传统，在不断加强编辑队伍的理论建设上是下了功夫的，每一个编辑都力争自己能够成为故事方面的“特殊理论家”，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编辑工作，对这本刊物进行不断地更新和创造。如果说这些编辑们仅仅只把《故事会》当成自己谋生的手段，那么这本刊物就绝对只能是对别人的模仿，而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超前性，也很难形成刊物本身所具有的灵魂。
提倡编辑从事理论研究，使《故事会》的发展充满了后劲。
从中国期刊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不难看出，一本刊物要做到一段时间发行量很大，或者是在某一种情况下出现发行量猛增，这都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但是，要使一本刊物在二十多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里，其发行量始终保持在全国领先的地位，获得一种经久不衰的局面，那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了。
《故事会》依靠理论先行，理论支撑，理论武装的作者，以及编辑这个特殊理论家队伍，使这个困难得以突破，将许多刊物梦寐以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为了建设这支独特的理论队伍，何承带头进行故事理论研究。在多年故事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写成了《故事的理论及其发展简史》《新故事的基本特征》《新故事的创作》等数万字的理论文章和专著。
在主编的带动下，编辑部对故事理论研究蔚然成风。编辑们都在各自钻研的基础上，分别写出了《新故事的历史和现状》《新故事的基本特点及其社会作用》《新故事的体裁特征》《口头性与新故事的情节特点》《新故事怎样运用传统表现手法——三迭式》《从行动中见人物》《故事也应该注意场景描写》等几十万字的理论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故事的发展和刊物的走向进行探讨，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编辑工作。
将编辑都培养成为特殊的理论家，用大理论来统率“小”刊物，这就是《故事会》找到的生成支撑点。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7）
4．带出一门新学科
1996年1月25日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专程到《故事会》调查研究。她听取了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江曾培、副社长兼《故事会》主编何承伟的情况汇报，对这本刊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陈至立说：“这么多的杂志中，我们这个杂志能够一枝独秀，你们说是小草，我说是奇葩，它是非常鲜艳的，就是说定好位，办出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讲故事。但是你们有很多理论指导，新故事理论等等，等于带出了一门学科。”
陈至立的讲话，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故事会》在中国新故事理论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
其实，自1949年以来，故事这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都以不同形式开展了新故事讲述活动。其间不但组织有关人写故事，还组织有关人讲故事，并把那些讲故事的人称做故事员。到了1963年，由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文化部门都抓新故事的编讲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新故事的发展。可是十年“文化革命”，“左”的思想严重影响了故事的正常发展，甚至还有人妄图将新故事纳入其阴谋文学的轨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故事这种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才重新获得了新生。
然而，与中国新故事创作相比，故事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在目前众多的故事类期刊中，像《故事会》这样下力气、花功夫地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理论研究的刊物更是寥若晨星。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