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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础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找到了《故事会》的读者定位。
1963年7月创刊的《故事会》和以后复刊被改名的《革命故事会》，由于时代的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服务的痕迹，作品大都是靠改编电影或戏剧。这本原定专门以发表故事这一口头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够明确的。只把她作为一种辅助的政治宣传品，由各级文化馆（站）买回去发给基层故事员或乡村里喜欢故事的农民读者就算完事。
这一次编辑人员的思想解放，首先使大家感到《故事会》的读者对象并不局限于故事员。因为就全国范围来说，故事员的数量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万人，而且故事员这支队伍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其次，她的读者对象也不仅局限于中国农村的农民。以前选发的作品，从如何满足农村读者的需求谈得较多，这是有一定片面性的。这就无异于将这本刊物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自己将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了，同时也将本来可以做大的刊物天地给自我缩小了。
那么，这本刊物的读者定位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农村读者应该是《故事会》很主要的读者群，农村也是《故事会》的一个很主要的市场，但这绝不是惟一的。作为一本以刊登口头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多方面的，是为了满足各个层次的读者对口头文学的需要。因此，她的努力目标，应该是尽快突破原有的读者群，将其扩大、深入到中国城乡千千万万的家庭中去，为人们茶余饭后相互交谈提供各种生动有趣的口头文学作品，将《故事会》上的作品，变成老百姓心中的故事去进行传播，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这样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每一个编辑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还有一点就是，何承伟上面的一段认识代表了编辑人员的共同心声，以此形成了编辑部对刊物的总体构想。
这种构想是《故事会》的发展史上一次战略性的转移。
在“十年内乱”时期，《革命故事会》上的故事之所以不受群众的欢迎，主要原因是概念化，脱离生活。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人们思想的日趋活跃，文化生活的日趋丰富，如果刊物仍然照此办下去，编辑们自然是越办越觉得没有信心。
必须迅速结束“文化革命”带给《故事会》的影响，与会的每一个编辑都深深地感到要使广大读者对刊物产生浓厚的兴趣，产生自觉传播的愿望，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要使办的刊物不仅在内容上，而且还要在艺术形式上，尽量地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办《故事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传播，传播一种有趣的、生动活泼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
故事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当读者读了刊物发表的作品，再传播给他人听的时候，一般都是把这个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和采用的形式，当作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艺术才能加以表现的。这个时候，刊物的作品和读者的思想基本上已融为一体。当然，一本刊物要使自己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达到这个要求也是不太可能。但作为以刊登口头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故事会》的总体构想则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总体构想，要贯串在组稿、选稿、编稿以及联系作者、读者全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
这个总体构想的主要精神就是：贴近时代，贴近群众，保持个性。
在上海文艺会堂那间小小的会议室里，《故事会》的编辑和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以及故事理论研究的专家们，共同描绘着《故事会》的未来。
那时，有谁能够想到，《故事会》这个正在治愈的“孩子”，二十多年后，会长成中国期刊界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呢！
1979年9月26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结束，与会者向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通过大会，向中国第四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故事活动的建议》。
怀着憧憬，《故事会》悄悄地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章“井喷”时期（1）
从1979年9月的座谈会之后，《故事会》决定“开禁”。对于过去认为不够“革命”的题材，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笑话，特别是那些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下长期流传于民间街头巷尾，体现民心民意民情的故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开掘。
这一开掘，立刻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井喷”，来自于“文化革命”中各种各样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堆满了每个编辑的案头。
《故事会》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时期……
1．轻轻地启开“闸门”
“文化革命”中的一天，一批外国来宾来到黄浦江畔的上海。
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员之一的陈阿大，是昔日上海滩上一个不学无术的流氓，平时与人说话皆是满嘴的脏话。
这天，在接见外宾之前，他就将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连苍蝇都爬不住。见到外宾后点头哈腰，连连握手。外宾见他如此模样，双眼就不住地盯着他看。这一下陈阿大的造反派脾气被“看”火了，他用上海话骂道：“赤那！阿乌！”
外宾不解，忙问翻译：“他说什么？”
翻译看看陈阿大的流氓相，不敢如实翻译这两句骂人的口头禅，急中生智，就顺口说道：“这是上海话，意思是说：‘先生，你好！’”
外宾“噢”了一声，点点头。
不久，外宾离开上海到了北京，正值张春桥到机场迎接。
外宾当然知道张春桥是靠造反起家，然后从上海到北京去的，突然想起刚学的两句上海话，如能与张春桥说一说，他一定会很高兴。外宾立即朝张春桥大声地喊道：“赤那张春桥，阿乌！”
周围的人无不掩口暗笑。
这是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故事会》上的一则小故事，被编排在“笑话”这个栏目里。它风趣、幽默，读后令人捧腹大笑。这则小故事是故事作者从民间搜集整理出来的，它尖锐地讽刺了“文化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不学无术的本来面目，读后无不痛快，故事很快便四下传开。
也就是从这前后开始，《故事会》打破了原有的沉闷局面，逐渐发表许多轻松活泼而又思想内涵深刻、故事性较强的笑话。
有一篇名叫《一定要今朝来》的笑话，与上面陈阿大接见外宾有异曲同共之妙，它是“文化革命”中人民对于“四人帮”培植亲信的干部政策的嘲讽。《故事会》发表之后，立刻在全国各地引起了传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故事说的是一个外国医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有一个靠投靠“四人帮”被“双突”上去的干部去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团长在谈话中对那位干部说：“贵国有个李时珍，对于世界医药上的贡献真是了不起……”这时，这位“双突”干部立刻问翻译：“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翻译一听，顿时吓了一跳，急忙向他摇了摇手。那位“双突”干部一看急了，就对翻译大声地命令道：“噢，什么，没有来？你叫人赶快派小轿车去给我接来！”翻译听后急得直搔头皮。这位“双突”干部一看，立刻说：“呀，他在理发？！不行，叫他马上就来。”翻译实在无可奈何，就只好凑到这位“双突”干部耳朵边说：“李时珍是明朝……”这位“双突”干部见翻译如此不听话，大为光火，就生气地说：“明朝来，不行，一定要他今朝来！”
这哪里是一篇故事，这是一篇来自民间的、多么深刻的声讨“四人帮”的檄文呀！
这些采自民间的笑话故事，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人们怎么能不流传呢！
如此辛辣的讽刺，如此鲜明的爱憎，如此轻松的表达，这是在此之前的《故事会》所从来都未曾有过的。
这是1979年的座谈会后在《故事会》上结出的第一朵奇葩。
这是作为编辑组长的何承伟迈出的总体构想的第一步：打开禁锢闸门，容纳百川之水。
笑话——这个备受群众欢迎的形式，就是这样从批判人民憎恨的“四人帮”之流入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了《故事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道“风景”的地位越来越高，它从开始位于刊物的中间位置，到后来竟逐渐地走到了刊物的前沿。人们只要打开这本刊物，几分钟内便可读完一则笑话，引发笑声，与这本刊物“亲近”，然后再来细细地品读后面的故事。
面对着被封冻了十年之久的中国故事文化的长河，《故事会》用带着春风的笑声，紧贴当时读者的心灵，轻松地启开了禁锢的“闸门”。
第一章“井喷”时期（2）
2．高尚之剑
1958年3月的川西坝子上阳光明媚，菜花飘香。
在通向金牛坝的碎石路上，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大嫂，正满头大汗地推着一辆“嘎吱嘎吱”叫的鸡公车，她只有十二岁的儿子在前面拉着，车上足足有四百多斤重的谷种，母子二人拉得很吃力。
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
一辆轿车鸣着喇叭从后面驶了过来。那拉车的孩子一急，便将那鸡公车拉到了公路边上，谁知一不小心，身上那件刚做的白汗褂被路边的树枝挂做，只听“吱”的一声，好好的一件白汗褂被撕破了。
这位大嫂名叫张明英，她的儿子小名叫毛娃子，从小就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