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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她走来，眼睛闪闪发亮。我在她身边站定，对她说：“瞧这帮人那醉生梦死的子。”她粲然一笑，犹如潮水退去露出礁耳，我看到粉红的牙床和麻将牌般的牙齿。我把胖姑娘安顿在楼前小松林里，指着楼上唯一亮着灯的那扇窗户对她说：“灯一灭，你就上来。”我得先把那帮玩牌的请走。“我冷。”胖姑娘娇滴滴地说，“一起上去怕什么？”
“你不你不想被人轮奸吧？”
我撇下胖姑娘蹬蹬地上楼，打开门一边往里走一边嚷：“警察，警察来了，都放下手里东西坐着别动。”“我们不动，你进来吧。”
屋里坐着三个穿着没有徽记的蓝棉大衣的男人，挺和气地望着我。其中一个招呼我：“你就是方言吧？我们等你半天了。”接着他代表另人向我作了集体自我解释：他们是警察。
“你别哆嗦，哆嗦什么呀？”
我说我没哆嗦，我哆嗦不是害怕而是激动。我问警察是不是这就走，要走我就马上收拾东西，我得自个准备生活用具没人探监我得带齐了。“你想去哪儿？”警察问我，“去我们那儿？不不，我们没打算接待你，你这么主动莫非干了什么？”
不不，我说我什么乜没干，只不过弄不清警察三更半夜来找我干吗，以为自己干了什么，干什么没干什么到局子总能说清楚。“你对公安局的信任态度我们很动。”警察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找你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只要我知道。”我拍拍胸脯。
那太好了太好了，警察客气地向我建议大家到屋里坐着谈，这么隔着门口一里一外地说话就歉一个随时要跑一个随时准备去追似的。我大声干笑着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随即又跳起来里外奔跑着找茶杯、茶叶、开水、沏茶拆烟拿糖拿瓜子，不停地寒暄说笑话把更舒服的地方让警察。
“你别忙活了。”一个警察说，“你转来转去闹得我头都晕了。我们不是来作客的。”
警察问我的是我一个过去的叫高洋的朋友，我告诉警察这人我会十年没见他了。十年前我们刚从部队复员时天天混在一起，后来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曾打听过他，可我们一起的朋友包括他弟弟高晋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谁也没再见过他。关于他的下落曾有种种传闻，传得最为大家接受的是说他发了笔财买了张假护照去菲律宾了。有了开玩笑地说他在吕宋岛种烟叶，也有人说他当了新人民军，但这都是胡扯，因为谁也没去过菲律宾。警察问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当时在场还有哪些人以及我们都谈了些什么。
我告诉警察那应该是夏天，因为我们当时都穿着短袖衬衫，整天汗津津的，我对街上到处停放支着凉篷的白色冰糕车印象很深。但考虑到我们当时是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而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南北温差又是那么悬殊，所以按历法的习惯划分那也许是春天，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春天。
我告诉警察那时我和一帮哥们儿刚从三军各兵种复员，上身已经换了时髦的Ｔ恤衫下身还穿着不同颜色的军裤。那段日子我们无牵无挂，一心想的只是尽情享乐。我们在吃饭，满面笑容地围坐一起大吃大喝。我们好歉老是在吃饭，不间断地在各种不同环境的餐馆里吃饭。那段日子我们肯定还饶有兴趣、忙忙碌碌地干了些别的，但我一想起那日子脑子里出现的只是吃饭，一连串印象鲜明的吃饭场面。
我们在一个大天井式的餐馆的露天餐厅吃饭的那次，大概是我和高洋最后一次见面……这个餐馆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位置是于七、八条居民巷子的交汇处。我们是在城里的老居民区乱逛时随意拐过去的。餐馆门口象个车库入口，门上悬挂着沉重乌黑的金字的匾。门口还有水泥电线杆，站在门口可以看到放射状通向四面八方的巷子，至少有两条巷口外面是人来车往的繁华大街。餐馆门里的天井摆了上百张绿漆斑驳的铁餐桌。四周的建筑是那种高大的殖民地风格的两层楼房，有花纹繁复的水泥廊柱和同样精雕细镂的石栏以及拱形长窗的石质表面已因风需侵蚀和油烟熏染变得乌黑了。餐馆正楼是一幢完全中国古典风格的巍峨楼阁，雕梁画栋，重重飞檐，窗子上刻着剔透的花鸟大草，可以联扇叠开，使正楼变成数屋大戏锌般的通堂敞轩。不知是我记忆有误还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还不到营业时间，整个天井空无一人，连服务员也不见踪影。正楼内门窗一字敞开，井井有条摆放堂内的红木桌椅擦得乌油锃亮的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和龙飞凤舞的狂草书法，四角有大盆茂盛的植物和缤纷艳丽毫无香气的花卉。当时我可能毫无感想，但今天回想起来我总感到那个豪奢颓败的餐馆在等什么人。
我对天井中阳光弥漫和荫凉浸肤印象怎样强烈。如果前者真实感受我们去那个餐馆的时间就是上午，如果是后者那理当是下午，再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那天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至今我犹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手势以及豪饮时的夸张动作和滔滔不绝讲话时的面部表情。但与之相关的谈话肉，那些伴随口形张合产生的声音却讨厌地失去了，那些寻欢作乐的场面是无声的。
我们八个人紧紧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方铁桌旁——一面两个。我对面是高晋、许逊，右手是汪若海和一个风流女子——我们大家的情妇乔乔，我旁边是另一个公共财产夏红，夏红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红的一只手，高洋旁边……说到这儿我结则起来：“不，不，不该是他，是他就不对了。”
我越是极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脑子里就越顽固地出现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满面放光地举着堆着丰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边笑着嚷着的情景……
我试着重新数人，但数到最后仍然被卓越挡住。一次又一次地挡住，无法逾越。“我可能记乱了。”我向警察解释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能是卓越：这个人是个死人，在我们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舰艇事故牺牲了。如果他在场，那次吃饭就不该是我和高洋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且那时——当兵时，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乔五乔六的。“别着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记错了。”我紧张地思索，但却越来越深地陷进卓越在场的偏执想象之中。“我们把他拿掉怎么样？”警察温和地向我建议，“既然他是个确凿无疑的死人。”令我不安的只拿掉卓越势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们俩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处于同一个场面之中。而拿掉高洋、夏红便又不完整了。他们的手联在一起，夏红的腿贴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倾斜了。如此类推，我们这根绳子的每个环节都将依次松开——那个桌旁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荒谬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晋之间仍有一个空隙，高洋旁边坐的是谁？象一条一头系在水鼓一头系在舰上的缆绳，既然要把这二者连接起来中间就不能缺少任何环节——
我不能让那个位子空着。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饭的人数记错了。那天就是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释了。”我坚定地予以否认：“坐得满满的，一面两个人，我虽然不识多少字，加法还是会的。”
看得出来，警察对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就有谁在场向我提问，而是问当时高洋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说高洋当时和其他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后来喝了不少酒后也没有流露一丝忧郁和焦虑从始到终相当快活。当时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钱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独他没有。他只是满面笑容地听着呷着酒，不时和其他人对视笑笑，给人一种相当超然宽厚的感觉，像个每个万事顺利并将更美妙的前景等着自己的幸运不那样倾听那些生活的可怜时数说自己微不足道的幸福。后来饭没吃完，他便叫来服务员付了严密，着一只硬壳公文箱离席而去。我送他到门口，有一辆红色计程车在等着他，大概是他早就要好。我们最后握了握手，互相笑笑，他就坐上车走了。我听见他对司机说去火车站，他好像急着去赶一班火车，从此就再没见过他。我以一个目击者的客观口吻讲着我对高洋的最后。其实这种印象我可以以任何一个将要高升，出国的人脸上得到——很难说我的个印象是自谁。我不敢对警察说那我其实对高洋没什么印象。我想他们已经有些认为我语焉不详有意隐瞒或者更糟认为我在其中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行为，他们的脸色已经西那么好看了。处于我的地位我得取信他们，所以我只好捏造些事实。坦率地讲，我非但对高洋那天吃饭时的举止毫无印象，就连那一段我们朝夕相处打得火热的日子我也对高洋毫无印象。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我们在中学毕业前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午睡刚起，一脸倦态，满心不情愿地去上课。当时我已经迟到，通往学校的破破烂烂的街道上已看不见背书包的学生。高洋骑着一辆卸去后架座椅拨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迎面晃晃悠悠骑来。他看到我便停住，一脚支着地，从上往下瞟着我漫不经心地说他要当兵去了，到一个著名的军里的装甲部队。他那圆圆的孩子脸上是一双大人般成熟、超然和宽厚的眼睛，脚旁边墙根儿下的湿土地上有一橛不知那个野孩子刚拉的鲜黄的、盘旋向上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冒着热气的屎，也许就是这厥巧夺天工的屎使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时候，胖姑娘上楼来了。我光顾应付警察早把小松林里翘首等灯闭信号的胖姑娘忘了。当敲门声响起时我和警察一样茫然。“你们楼下还布置人了？”我问警察，警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