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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文和希声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问，这个江青三十年代好像在上海演过戏吧？另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不错，那时候她的艺名叫蓝苹。又一个叔叔补充说，蓝苹那时好像就有情人了，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再一个伯伯又抢着说，可不是吗，那女人同时和两个男人好，一个是编剧唐纳，一个是导演章泯。蓝苹对人很凶很粗暴，也不知为了件啥事体，逼得唐纳去上吊……父亲这时才插了话。父亲好像要为老友们举出点证据，就说蓝苹当时就住在淮海路弄堂里，她跟唐纳同居的亭子间还在呢，一点也没有损坏……
吴希声记得那天从书房通往客厅的房门是虚掩着的，父亲肯定以为孩子们不在家，才敢跟朋友们谈论那些有所忌讳的往事。尽管父亲和老友们的谈话声音很低，时断时续，神神秘秘，还是非常清晰地传到希声哥俩的耳朵里，而且激起两个年轻人极大的好奇心。
过了些天，他们就有了一次探险式的经历。哥哥希文比希声大七八岁，已经是一家报社的记者，自然是这次活动的领头人。哥哥对弟弟说，走，我带你到一个地方白相白相。弟弟问，去哪里？哥哥说，走呀，去了你就知道了。他们坐了好几站车到了淮海路，又七拐八弯走进一条蛮长的弄堂。弄堂两边都是三四层高的洋楼。但是没有一家店铺，弄堂就显得非常幽静，幽静得像一条长长的峡谷。他们一边走，一边能听到峡谷里响起脚步的回声，气氛真有点紧张。哥哥在路上问了两位上了年纪的大爷，说要找一幢解放前一位女电影明星住过的房子。那时的老人警惕性都很高，用审贼一样的目光审视哥儿俩。好在希文带着记者证，老人相信他们是记者的采访活动，才给他们指了路。走到弄堂尽头，他们终于看到一幢灰色的洋楼，窗户和走廊上，晾着许多衣服，花花绿绿的，像万国旗似的在阳光下飘扬。这说明这一带的住宅是极普通的居民区，在繁华的大上海几乎是个被人遗忘了的角落。希文再问了一位老人，老人指着那幢洋楼二层的一间亭子间，说那就是解放前一个女明星住过的房子。希文来了兴趣，拽着希声就要往上走，才走到第二道院门，被两个戴着红袖箍的中年人拦住了，喝问他们是来干啥事体的。希文这回没敢亮记者证，拽着弟弟掉头就走，像逃难似的。他们跑出老远老远，气都差点憋过去，希文这才刹住脚对弟弟说，我还以为那个女人很了不起呢，解放前不过是个三流演员，就住那样的小弄堂，那样的亭子间……
下乡之前，哥哥希文曾多次告诫希声：江青如今是个炙手可热的大首长，关于她的历史，今后绝对不能跟任何人提起。那是个危险的雷区，一踩上地雷，会粉身碎骨，家破人亡！后来希声一直守口如瓶，不敢在谁面前提起这档子事。
第四部分 犹大的悲哀人比狗辛酸（2）
今天是怎么啦？老公安揪住这事没个完。吴希声继续回忆着，也许是啥时候自己的嘴巴没有把好关，跟什么人谈过江青的绯闻旧事吧？哦，吴希声终于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有
那么一天，他和张亮在大队部看到一张报纸，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着毛主席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文下端，刊着一帧黑白艺术摄影作品，那是一株铁骨铮铮的黄山松，突兀而高耸，一派凌雪傲霜、雄视万物的气概。张亮非常欣赏这幅照片，问起李进是何许人也。就在这个时候，吴希声没有管好自己的臭嘴，把李进就是“三点水”，“三点水”就是江青，江青就是蓝苹，以及这个女人在三十年代的丑闻劣迹，都一吐为快，告诉了张亮。……
老公安桌上摆着一盒烟，泡了一杯茶，一会儿凶神恶煞，一会儿苦口婆心，跟吴希声泡了两个昼夜。磨得吴希声唇焦舌燥，眼皮耷拉，快要昏睡死去。其实，他的脑子片刻也没有消停过。吴希声细细回忆，老公安说的“反党诗歌”，肯定是从自己的笔记本中查到的；那支《中国知青歌》，也只在张亮面前哼唱过。关于蓝苹的风流韵事，我还跟谁说过呢？没有，绝对没有！他思前想后，此事除了张亮，他没敢向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雪梅和秀秀──透露一个字！这点断定之后，吴希声就猜想张亮出了问题。但张亮是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是从穿开裆裤到一块儿下乡插队的铁哥们，他还能把自己端出去卖了吗？不可能，不可能！
“吴希声，我帮你提个醒吧！”老公安头也不抬，耷拉着困倦的眼皮轻声说，“你有一次攻击中央首长的时候，是在枫树坪大队部，当时在场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呢，已经抢先坦白，占了主动，白纸黑字的揭发材料就在我的包包里，想不想保住年轻轻的小命儿，现在就看你自己了。”
吴希声觉得有把匕首捅进心脏，立时失血过多，差点儿虚脱倒毙。老公安这个暗示太明显不过了。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就是张亮！天呀，那个跟自己一起宣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好朋友，那个与自己同窗十多载的老同学，这么快就把自己出卖了吗？能一口气抡一百二十五下大锤的“英雄”，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人心叵测呀！
吴希声立即想起那个盛夏的正午，他和张亮在大队部谈过江青在上海的一些绯闻旧事之后，张亮曾经大骂“三点水”是武则天、西太后、老妖精，还说“三点水”天天夜里要叫个小伙子揉腰捶背……张亮是否把这些全都坦白交代了？我要是给他端出去呢，他不是也得立马和我一样关进班房吗？不，不，不！张亮决不会是个软骨头；再退一步说，就是人家出卖了我，我也决不以牙还牙。生命和自由，对人对己都是最宝贵的，灾难既然已经落在我的身上，又何必殃及朋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砍头枪毙都由我一人来承担吧，何苦再拖个朋友垫背呀！
吴希声思路理清了，主意拿定了，脸上的惊慌一扫而光，沉默得像一块坚硬的磐石。
老公安毒辣的目光又死死咬住吴希声：“快快讲！我们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吴希声双目紧闭，作昏昏欲睡状。他由张亮，又想起自己的父亲、哥哥，以及给自己抄过诗和传递过信息的同学朋友们。他知道，防线不能突破。只要打开一个决口，就不知有多少好人将和自己一样陷入冤狱。吴希声装困装睡装傻装死，其实脑子一直在打转转，一一回忆那些惹下塌天大祸的烂事。食指的诗是个中学同学寄来的。食指是当时名气最大的地下诗人。他的诗人人传抄，像地火般运行，特别是那首《疯狗》，道出了吴希声的切肤之痛。那个年代，有多少人真是活得比狗更辛酸呀！悼念周总理的两首诗，是哥哥希文从信中传来的，与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一起，吹来一股寒夜里的春风，闪过一道黎明前的曙光。他十分珍惜，便一一抄录在本子上。
现在，吴希声反反复复考虑的，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与这些事有关的人保护好。要编造一些情节和过程，并不困难，关键的关键，是要能自圆其说，不出纰漏，不留把柄。熬过两个昼夜，吴希声终于把一切都想好了，这才开了口。他佯装脑子十分迟钝的样子，一点一点回忆，一点一点往外掏，真像那个年代的专案人员常爱说的一句话──“挤牙膏”：关于蓝苹的那些事，是在上海火车站候车的时候，听两个候车者闲聊时说的，听完，各走各的，再也记不得他们长个什么样子了。悼念周总理的那两首诗和食指那首《疯狗》，是在福州汽车站捡到的一本油印小册子上看到的，抄在本子上以后，那本油印的小册子一页一页撕下当了手纸。至于那支《中国知青歌》，许多知青都会唱，因为前不久莫斯科广播电台还天天广播呢，我在收音机上听了几遍，就会哼了。
老公安打断吴希声：“胡扯！这山沟沟里听得到莫斯科广播电台？”
吴希声说：“山愈高，听短波的效果愈好。不信，你去问问知青们，或者，你自己晚上也可以试一试。”
老公安眼睛一瞪：“啊哈，吴希声，你偷听苏修电台广播，还敢煽动别人也去听？嘿，你想罪加一等！”
吴希声说：“罪加一等还是加十等，那是你们的事，权力在你们手里。”
“啊哈，你真嚣张呀，吴希声！”老公安又拍桌子又瞪眼，暴跳如雷。
“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不信，我就没办法了！”吴希声翻眼看天花板，一脸视死如归。
吴希声在看守所熬过一周，像经历过欧洲漫长的中世纪，思想的种子在咸涩的心里发了芽，抽了叶，忽然长成一棵高大挺拔的松柏。他知道苟活的生命对自己已经没有意义，惟一能做和必须做的，就是保护说了真话的人，同时也捍卫自己的尊严与良知。
老公安软硬兼施，攻心战持续三天三夜，吴希声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刘福田有些急了，问：“你就不能给他来点颜色？”老公安说：“来嘛颜色？这种横下一条心准备吃枪子的人，就是动了大刑也是不愿开口的。”刘福田笑笑说：“你等着瞧，我有办法治这小子。”
刘福田叫老公安召来几个在押的小扒手、盗窃犯，在公安局内的小礼堂里，搭起一个五尺多高、一尺多见方的小高台。高台下四周铺了一圈水泥板，水泥板上嵌着密密麻麻的玻璃片，锐利得跟刀子一般。刘福田说，这是他们造反派在批斗“走资派”时玩过的把戏；有个很形象很有诗意的叫法：“猴子望月”。
第四部分 犹大的悲哀人比狗辛酸（3）
吴希声被几个公安架上高台。那高台离天花板只有两尺来高，一米七几的吴希声站也站不直。小台子只有一尺多宽，倒钉着密密麻麻呈梅花状的铁钉，吴希声坐又坐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