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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到底。但是，小经氏的想法却不一样。小经氏并非把心力全部投注于干电池，他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投资者罢了。
所以他对松下说：“松下先生要那样彻底地做事业，是一件很好的事。
可是在我小经的立场，有资金和员工的问题。我觉得如此做，有一点冒险。因此，我需要好好考虑。过了两三天以后，他的回答令松下觉得意外。他说：“现在电池的价钱已经降到很低，你要再降价，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依照你的方针，要减价并不是不可能。可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将来不景气更为严重时以及竞争更为激烈的情况。因此，把每一个售价降低，然后增加生产，我不喜欢草率地去做，我负不起这个责任。然而，当我和你交易之后，对你种种做事的作风，我非常钦佩。为了贯彻你做事业的精神，不如把我的工厂转让给你。那你就可以去实现大量生产、大量减价的理想经营了。
老实说，对于工厂经营，你的确是个好手，比我高明多了。如果你把这个工厂接受下来的话，一定能够发展，全体员工一定也会乐意接受你的指导。
我的年龄已经相当老了，也许现在正是我退休的好机会。小经氏可能是考虑到松下和小经工厂将来的事情，所以有了如此的结论。
松下设计的电池灯，经过苦心努力，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但其中的消耗品干电池，一开始就请冈田供应，直到现在，他和冈田二人仍旧是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尽管松下知道干电池的需要量大，可是一次也没有想过要自己经营。
１９３０年，增加小经工厂时，也是事先征得冈田的同意。现在小经突然要松下直接收买他的工厂，这是他从未想过的事。
所以觉得非常意外。
当松下小心考虑小经的建议之后，从扩展事业的观点来看，觉得十分合理。同时也知道他的建议是善意的，心里很高兴。不过，要是松下自己经营，就会变成冈田的同业，冈田的立场非得替他考虑不可，松下决定将这一切经经本本告诉冈田。他若同意，便把小经的工厂买下来。
时间是１９３２年９月。
这个时候，上一代的冈田悌藏氏已于二个月前去世，继承人不巧刚好在服兵股。
工厂里的大小事情都由冈田氏夫人处理。这位太太前面已经提过，是位很能干的太太，她对生意非常有兴趣。松下率直地将小经氏的建议告诉她。这位夫人立刻回答说：“松下先生，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以你今天的立场，很重要的产品干电池，全部让人承包是不对的。你早就该直接经营。今天既然由小经建议，可以说是时机已到。请不要顾虑冈田，痛痛快快放手去干吧。听了此话，松下觉得这真是令人感激并很了不起的意见。
九月二十日，松下把小经工厂买下来了。他做梦也没有想过干电池工厂的直营，终于要实现。收买下来的工厂，松下把它改称为“松下第八工厂”。
小经的员工，没有任何人辞职，全部加入松下的工作阵容。而且松下并没有派遣新的人员加入松下第八工厂的经营，一切都由经来小经的员工照旧经营。
为了把松下的经营方针灌输给新的工厂，连续两个月，松下每天都拨出两小时的时间去新工厂巡视。
只要发现缺点，便要他们改善。松下把要点告诉他们，然后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工厂的二位主管全权处理。过了不久，工厂景象一新，员工的工作效率显著增进。
事情一切准备妥当，松下断然执行电池降价。结果在市场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使得又便宜、又方便的干电池，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
干电池的事业，如此一年一年地发展下去，成为松下电器的重要事业之一。
１９４３年，第八工厂改组为独立的“松下干电池股份公司”，资本额也高达六百五十万元，是日本同业界的第一大公司。
二 战乱期间的经营
企业的经营不仅是企业家个人的事情，它还与政府的方针政策有关，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政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时，带给企业的生存环境就相当糟糕，企业若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认真思考战时的企业经营策略。
随着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打响全面侵华的第一枪，诚如松下所言，“日本的产业界迅即抹上了战时的色彩”。
从“九·一八”事件以来，受日本政府战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日本的民用工业就逐渐受到了压迫，不久，大部分工业制造厂家就直接或间接地转向了军需生产。
１９３８年４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国民总动员法》，动员全体国民、尤其是产业界加入战时秩序。
这个动员法称：“今逢战争时期，为达国防之目的，冀发挥国家全体之力，拟对人力、物力资源等，加以统制运用。这个动员令，实质上是政府全面统制工商企业以用于战争的“宣言”，从此以后，工商企业主的经营逐渐失去了自由，而被绑到了战争的车轮上。
政府根据需要不断安排民品生产企业转向军品的生产。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本制定《经济新体制纲要》，要求各工商企业向军需品的生产供应全面倾斜。
在这种情况下，军需品生产的比重直线上升，民品生产却极度下降，而且在品质、价格上都远不如前，简直令人不忍卒睹。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战争开支急剧增加，１９４３年政府又宣布钢铁、煤炭、轻金属、船舶、飞机为最重要产业，优先生产，更使产业结构极度畸形。然而，此时日本的生产机器已经远远赶不上战争“机器”的运转速度了，五个并重的优先产业根本不可能同时推进，只好于当年９月改为飞机生产一项为最重要产业，其他几项退居次要地位。由此来看，日本的产业界已经走到了正常运转的边缘，接近崩溃了。
接着，政府的统制从控制工商企业的生产走向，进而到了限制一般大众的消费。
起初，由于日本在战争的泥淖中陷得还不那么深，限制相对少些。持久战局面的展开，使日本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遂于卢沟桥事变三年后的１９４０年７月７日颁布“七·七令”，限制奢侈品的制造和销售，命令中列出的奢侈品包括电热器、电扇等家用电器，收音机、电灯泡、干电池的某些材料也在限制之列。政府发出这一禁令的目的，一是限制高消费、节省资金以用于战争；另一方面是限制某些材料在民用品上的使用，以使能充足地供应军品。
１９４１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爆发太平洋战争，物资更是吃紧。
相应的，由于经材料的缺乏，消费的低迷以及生产设备、资金、劳力的转移，产业界向社会大众供应的民品质量之次，问题之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松下电器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不仅没有退步，而且没有停滞，反倒是大大地发展了。在战前的最后一年，松下电器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从实力和应变能力上来说，已有相当的回旋余地。
然而，战争的巨爪却还是紧紧地抓住了它，它的命运和其他的工商企业一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松下逃脱不了战争的影响，对于全国总动员的战争来说，松下和松下电器当然不能例外。
对于日本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作为日本人的松下幸之助也积极地投入了。因为他毕竟是大和民族的一员，而且自认为是合格乃至优良的一员，不能不加入、甚至不能不倾全力加入。
要求松下站起来反对政府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松下又一贯以为大众提供物美价廉的物质产品为己任，即便是战争时期也不肯丝毫放松，而是想方设法达到既定的标准。
既然政府已经号召民转军，松下幸之助对于军需生产的回应还是相当及时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三个月，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４日，松下就在例行的朝会上宣布了松下电器向军需工业转移的方针，并委派了相当重要的人选：“松下电器历来所经营之事业，均为一般民生工业。
鉴于局势之紧急，无论如何，从现在起是要向时局所必需的工业方面转变了。我想，松下电器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并且已委派井植岁男专务经事承担此一工作，我自己暂时到干电池公司来上班，亲自料理有关各项之重要业务。希望全体同仁认清今日之为何日，无论为私为公，都时时处处以不懈努力之精神，克尽职守为祷！”松下对向军需工业转移是十分重视的，为了适应战争带来的市场需求的转变，他派出了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最亲信的干部井植岁男亲理其事，由此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从企业家的角度讲，从经营活动本身来说，这是无可非议而且十分正常的，能迅速地改变经营策略，是一种机敏和积极的表现。实际上，后来的战争，几乎把日本的所有工商企业都拖到了军需品的生产和供应上，在这种情形下工商业主已经没有自决的权利。
但对于松下来说，除了这种无奈之外，从他的内心深处，更主要的还是积极主动地投入。
对于这种主动积极的投入，在松下身上体现出的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的眼光，而且更反映了松下带有民族狂想的色彩。
制定产业方针、派出专职领导以后，松下电器迅速投入了军需品的生产。
１９３８年初，开始接受“陆军省”的订单，投入的企业是松下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是机关枪子弹的简单金属部分。后来，就是这家松下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奉陆海两军之命，制造了各种兵器。而且松下电器的优良技术和工艺，使这些军需品的生产如鱼得水，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