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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他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心学家以一体之仁不歧视商人是个事实，但若认为这是什么相当于新教伦理的新东西又夸大了它的含义。他有一道《禁约榷商官吏》的文告，禁止官吏借故敲诈商人。当时为筹集军晌，又不愿加重贫民负担，对商人实行了三分抽一的高税办法。他知道商人终岁离家，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相当不容易。而一些衙役们肆意敲剥客商，违反了他的本意。“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他放宽税法，对小本经营的卖柴炭鸡鸭的一概免抽，衙役不得擅登商船以盘查为名，侵犯骚扰。商人可以赴军门告发，照军法拿问衙役。不打仗了，他便让地方官重新规定应抽、免抽的例则。
在他众多的公移文告中，有一道“优奖致仕县丞龙韬牌”。他爱实地访察，问百姓对某事某官的看法，对某项政策的态度，这回是访得赣县退休县丞龙韬，平素居官清谨，不肯贪污，所以老了退休后，居然不能自保生活。人们还都笑话他。这让阳明大为愤慨：“夫贪污者乘肥马衣轻裘，扬扬自以为得志，而愚民竞相歆羡；清谨之士，至无以为生，乡党邻里，不知周恤，反而讥笑。风俗恶薄如此，有司岂能辞其责？”遂马上下令给他钱粮若干，并以此为例“广而告之”，“务洗贪鄙之俗，共敦廉让之风。”
２．大学之道
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见阳明不足以尽阳明。他做的大事是在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他觉得这是比平匪勘乱要意义更大的“破心中贼”的实事，那一时的事情无法与这永久的事情相比。
与陆九渊重视《孟子》不同，阳明首重《大学》，次重《论语》。虽然不能说《传习录》的格式是在有意摹仿《论语》，但纯粹是阐发思想的“语录”，论影响，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并世无三，内容上的一致相承之处更不用多说。《大学》经朱熹编定成为四书之首，也因其篇幅简短，是儒学的纲领和宣言，是私塾率先开讲最普及的教材。但阳明要从这部经典中“翻”出新路来，要改变朱子的阐释，以恢复古本的名义，瓦解朱子的霸权地位。一开始还是在讲学中、书信中，言及道及地按自己的思想来解释，现在，他也要运用教材的力量来普及、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春风化雨了。 他以《大学》为教典，起于在龙场悟道后。当时，他就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就依据自己的宗旨，觉得《礼记》中的原本《大学》「即他所谓的古本」，更能证明圣人之学的简易明白的特点，朱子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是错误的，他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认为无所谓阙文，无须补传；无所谓错简，无须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顺。
他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以指引学者正道。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尽管这本书不如他的《大学问》影响大，但是在他的扇动下，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湛甘泉、方献夫后来都改信了古本《大学》，他还为此着实激动了一些时候。因为这就是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了，也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了心学的体系。 他不仅要弄出两个《大学》，还要弄出两个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论之朱子。 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把朱晚年的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起来，称为朱的最后结论，以前与此相矛盾的话都是朱子也后悔了的错误言论。这是一招很“损”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术”。是阳明在运用打仗的战术来解决学术分歧，不是一般学院派学者能想出来的做法。理应受到当时及后来人的批评。但很有效果，很多话简直就像王阳明说的－－尽管都是朱的原话－－这可以成为阐释学史上的大公案。
尽管世界哲学史上充满了早年、晚年主旨大变的哲学家，但朱子绝对没有必要“大悟旧说之非”，以致于“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阳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让朱说自己想说的话，以杜天下之口。然后把自己说成是与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战友。而世间流传的朱子学，如《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思改正而未及”，而《语类》乃是其弟子挟胜心以附己见的东西，与朱平日之说亦大相乖戾。世人学了朱子“悔”的，不学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异端，还日日竞相喧嚣以乱正学。
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 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当做向心学投降的忏悔录，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止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剿匪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不惜委屈自己－－让朱子得发明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
事实上，他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为朱子学太深入人心了，人们反感他这种断章取义，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术，离开了势，其效能便相当有限。 自然也有相当的初学者发现了两个朱子，而且有庸俗的进化论为背景，老的比少的可靠、临终遗言胜过先前任何话语、后出转精之类。最关键的是，这个“朱子晚年定论”告诉世人：在日用中做功夫胜过任何注经解经；一旦诚意、心回到腔子里便一了百了。那些后生小子无须多大的聪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老朱都悔读书著书，恨目盲之来迟，我辈何必再蹈舛错！
趋易避难乃自然人性，更何况理学之变化气质、集义为善之类的要求都是非自然主义的，而王阳明把善说成是人的自然本质，只要有个向善的态度、去掉来自经验界的外加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人性的复归，明心见性就是至善了。外在的事事物物、知识道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只能把心拉到无底洞中。象佛教界的阿难“多闻不悟”反而有损道行。还是回到只做诚意的功夫的这条道儿上来简易直接又自然得道！青年人又天然的自以为是，王阳明的事功又正好证明了他的学说是相当有用的。既有用又合道义的学说不是天下最好的学说么？不再划分两个世界，让人从此岸「事实世界」努力到彼岸「价值世界」，而是一脚踏在价值世界上、只要能“明明德”就自然无施不可了－－要讲学就讲学，要打仗就打仗。后生小子怎么能不趋之若骛呢。
３．教典问世
与此大好形势相配合，这年八月，他的学生薛侃在赣州刊行了老师的语录－－《传习录》。这个《传习录》只是今天的《传习录》上，包括徐爱记录的一卷及序二篇、和薛侃与陆澄记录的一卷。而《传习录》中，是嘉靖初南大吉刊行的阳明论学的书信。《传习录》下，则是阳明死后，钱德洪等纂集许多学生保留的记录而成，未经阳明过目，更谈不上什么审定，所以显得有些乱。
薛侃所刻的这个《传习录》的主题若要一口说尽，就是“《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个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它针对的是朱子“新本”《大学》先去穷格事物之理，莽莽荡荡，无着落处，还要添加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这是新本先格物后诚意的大弱点。而圣人的古本原定的次序就是诚意在格物前，不须添一敬字，以诚意为起点，就返本复原了。
这倒真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体系的逻辑原点的设定问题。何者为先，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格物为先，就会追逐外物，步入支离之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心劳力拙，越努力离大道越远，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旁窦邪路。－－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个科学永远解决不了道德问题的命题。而王阳明的以诚意为起点，则一上道就在道德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心”升入至善之境而做工夫，这自然简易明白了。而且是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
这叫做“德有本而学有要”。不得其本不得其要，高者虚无、卑者支离，而本要都在求的其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阳明的这些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他此前的诸如此类的倾向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结。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理学家薛 、吴与弼等就开始反对“述朱”式的思想控制，强调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学躬行实践的传统。至成化、弘治年间，为“救治”士林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胡居仁提出“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的“心与理一”的学说，目的在于“正人心”，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论。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明史》卷二八二」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以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这是王阳明、湛若水的先声。而当时“天下言学，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明史》卷二八二」
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