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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伏尔加第四节同祖国的联系和睦邻的关系-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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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请安。满泰使团于5月7日到达土尔扈特部落牧地附近,策凌敦多克又派遣达木巴达尔札与阿尔达拉鄂木布前来迎接使团。由于阴雨连绵,5月11日使团才达到策凌敦多克驻地,阿玉奇遗孀和其子策凌敦多克、部落首席大喇嘛尚固尔盛宴接待祖国的使团,跪接了博格德汗(指清朝皇帝)交给他们的谕旨: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土尔扈特汗安否?前阿玉奇汗仰慕吾圣祖皇父仁化,笃意遣使取道俄罗斯之路,上书请安,呈进方物。圣祖皇父,明鉴嘉许,特加施恩,遣使致意。彼时,阿玉奇汗曾欲假道俄罗斯再遣使臣,或为准噶尔所困,道路梗阻,或向俄罗斯假道未果,实难逆料。
    尔等土尔扈特部,虽远居边陲,然向行善事,人怀忠心,以诚远来,笃请圣安,圣祖皇父业已明鉴。尔纳札尔玛穆特之子阿拉布珠尔,随同其母来藏叩拜,返回时为策旺阿喇布坦所阻,兹念悯其不得返归,封为贝子,且已另行安置,施恩养育。又库莽喇嘛之众弟子为唐古特所截留而不得返,皆施恩收容养育。自准噶尔俘获之土尔扈特人等,亦皆令归各部,施恩养育。
    悉闻阿玉奇已殁,朕嘉许其恭顺之举,待以仁德。今朕居龙位,念阿玉奇汗素以忠诚之心,请安于圣祖皇父,故命原副都统满泰、原副都统达布什、原副都统阿思海为使节,前往慰谕土尔扈特。余言由使臣面叙。特谕。
    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此件敕书是与前文提及之《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同时发现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的经过可参阅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汗本人及母亲和尚固尔大喇嘛,不止一次向全体成员赠送了礼品。在慰问部落期间,每日都受到部落各分支头领的盛宴接待。满泰使团启程返国时,策凌敦多克表示:“但愿如天朝大皇帝万万年,临御天下,我在此朝暮于佛前谒诚祷祝,烦天使奏闻。使臣所告准噶尔自噶尔丹至策旺阿喇布坦、噶尔丹策凌之所做所为,与我所闻相同,其事属实,清朝皇帝派大军进剿,我必获悉其部;尚有准噶尔人败北窜入我处,我将收留之后,再行奏闻。”达尔玛巴拉表示:所蒙清朝皇帝之恩,趁老妪身死之前,亲往谒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5月24日满泰使团启程返国,策凌敦多克遣台吉1人宰桑2人,赠送珍贵盘羊100只,送至伏尔加河西岸,满泰使团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托时使团一道回国。
1740年,敦多克奥木巴还多次呈请俄国政府,开释1730年策凌敦多克派遣出使北京的那木卡格龙等人,因他们在北京期间只承认是中国清政府的臣民,否认是俄罗斯臣民,而被俄政府拘禁。后经敦多克达什多方奔走力争,使彼等由拘禁中得蒙开释。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政府对部落的控制,他努力保持同清政府的联系,以求清政府对部落的帮助。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敦多克达什遣使吹札布等人,冲破俄国的重重阻挠,历时5年,到热河行宫朝觐乾隆,并请求去西藏礼佛。乾隆于万树园热情(《清高宗实录》五二二页。)接待吹札布等代表,敦多克达什向乾隆呈献贡品,有方物、弓箭袋等。乾隆允其所请,派官员护送其到西藏拜谒达赖活佛。次年,吹札布返京,乾隆再次召见,并询问部落与俄国的关系及处境。吹札布向乾隆道:“俄曾经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国(土耳其)战,土尔扈特部落出兵助俄,因而部落的实力被削弱,兵弱不足以抵沙俄压力,后才被沙俄控制,但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敢为人臣仆”(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吹札布建议清政府谕令哈萨克,以后土尔扈特部落纳贡路途近便,不必再假道俄国,免俄阻难,并详细表明他们所居住的疆域,绘制草图献给乾隆帝。
    渥巴锡执政后采取秘密措施,策划东归,他为摆脱沙俄对部落的控制,反抗沙俄当局的剥削和压迫,派人秘密和清政府驻伊犁的官员联系,提出要求东返祖国,清政府同意了他们这一合理要求,随时准备迎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
    二、土尔扈特部落同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联系
    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们在西迁的140年间,与西藏黄帽派喇嘛多次联系,同时取得了藏传佛教对这个漂落异国的部落有力的支持。
1640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准噶尔牧地,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诸部王公联席会议,会议中和鄂尔勒克拜会了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诵经整整22年的札雅班第达(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第3页),并邀请其去土尔扈特部落传经。札雅班第达于1645年春到土尔扈特部落,并为和鄂尔勒克、达优额尔和台吉们亡故做法事。书库尔岱青、衮布伊勒登、罗卜藏、桑杰达等人,分别邀请札雅班第达经师为他们讲诵经典,转抄佛经,广传妙法,满足了上、中、下三等人的心愿。“部落向札雅班第达布施仅马就达两万多匹。1646年6月札雅班第达一行回到中国(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弟达》第5、6页,乌兰巴托,1959年版)。”和鄂尔勒克及其子和札雅班第达的联系,加强了黄帽派喇嘛在部落的正统的宗教地位,增强了部落同祖国的思想联系,求得了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神权上,对部落最高统治权的承认与支持。
1646年秋,书库尔岱青赴西藏拜谒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西藏期间,达赖喇嘛封他为土尔扈特部落的“汗”。此间,他熬茶礼佛,对喇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649年春,书库尔岱青返回伏尔加河下游的部落驻地。1658年又第二次赴藏礼佛((诺尔布译《卡尔梅克汗诸汗简史》第3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期间,他又拜谒了达赖活佛和班禅活佛。书库尔岱青于1659年回国。书库尔岱青两次赴藏礼佛,借助神权取得了对部落有力的统治,使部落人民思想趋于安定。最主要的是借助了祖国藏胞和藏传佛教有力的支持,抵制了俄国的威胁。
阿玉奇执政期间,为了加强与西藏佛教神权的联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先辈建立的这条渠道更加顺畅。先后派出8批赴国去藏礼佛,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其侄阿拉布珠尔所携达500余众,去朝拜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1690年,西藏达赖活佛赐给阿玉奇“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汗号的大印,阿玉奇始自称“汗”(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阿玉奇极力与西藏僧侣上层,特别是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多方联系,从而大大增强了部落的政治地位。在阿玉奇取得“汗”号的10年,使俄国政府在其政府的文件中也不得不称阿玉奇为“汗”。只是18世纪初,由于策旺阿喇布坦的梗阻,汗国与西藏僧侣上层的联系才一度中断。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仍致力于和祖邦故土的藏传佛教积极联系。1730年(雍正八年),策凌敦多克派那木卡格龙为首的使团向雍正请安进贡的同时,并请求去西藏礼佛。雍正准许他们赴西藏谒见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随即成行礼佛,第二年方返回北京向雍正汇报礼佛的行情。
敦多克奥木巴同样奉行先辈与西藏僧侣上层神权联系的方针。1737年,敦多克奥木巴派遣札木巴·札木索,率领一个73人代表团到西藏参拜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由于蒙部土谢图汗嫌其使团有沙俄政府译员和官员,作为拒绝理由,终未成行。
敦多克达什在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东正教对部落的思想渗透,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派遣吹札布为首的使团除朝拜乾隆外,又请求去拜谒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乾隆允其所请,并派官员护送吹札布赴西藏礼佛。
渥巴锡在俄执政的10年间(1761—1771年),秘密散派了许多部落臣民赴藏礼佛。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有的改道俄国的西伯利亚,经蒙古草原、北京等地去拜谒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有力地阻止了东正教对土尔扈特部落思想控制的企图,顶住了沙俄要求部落人民皈依东正教的强大压力。

三,同祖国的各卫拉特部落之间的联系
对于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人民来说,在强大的俄国势力面前,不能不加强与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联系,并与之改善关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1640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祖国的准噶尔,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的联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个各部落的首领,还有西藏派来的佛教僧侣3人,共29人作为会议的正式代表。会议由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和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共同倡议,于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东、西蒙古各部首领共同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典》。会后,和鄂尔勒克拜会了卫拉特各部首领,并向他们介绍了土尔扈特部落在伏尔加流域的情况。和鄂尔勒克与巴图尔珲台吉进一步调整了双方的关系。1644年,俄国政府派遣克列皮可夫使团去准噶尔部诱骗巴图尔珲台吉,共同出兵攻打土尔扈特部落。巴图尔珲台吉识破了俄国的阴谋,并说:和鄂尔勒克不是他的敌人,不可能攻打(兹特拉金著《准噶尔汗国史》第170页,莫斯科,1964年版)。他的态度是对土尔扈特部的声援。“和鄂尔勒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巴图尔珲台吉,而他的孙子朋楚克又娶了巴图尔珲台吉之女为妻,使两部的关系得以改善与加强(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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