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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７年７月１５日，阿玉奇汗在阿斯特拉罕城附近举行了第二次保证。然而俄国政府并不履行诺言惩罚哥萨克，阿玉奇也不被一纸保证书所束缚。他与杜尔伯特台吉索罗木策凌一起，同克里木和亚速夫贵族达成协议，于１６８０年共同进攻了平札。土尔扈特汗国的骑兵，还袭击了顿河、伏尔加河以及雅依克河一带的骚扰过汗国的一些居民点。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土尔扈特人的愤懑，采取措施制止了哥萨克对汗国的侵扰，但同时要求与阿玉奇举行第三次谈判。
１６８１年３月１３日，阿玉奇汗在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普西金的主持下，举行了第三次保证。然而保证后，经过一段短暂的平和后，汗国的边境在哥萨克人的骚扰下又动乱起来。而且俄国政府在１６８２年竟然要求阿玉奇汗送交3名亲信为人质来履行诺言。对此，阿玉奇汗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和部落的骑手参加了正在兴起的巴什基尔人的反俄起义。起义的军队开进了乌发和喀山，并进攻了萨马拉。俄国政府针对汗国和巴什基尔人的联合，采取了分化瓦解手段，向巴什基尔人挑拨说：“土尔扈特人带领你们打仗，引诱你们哗变，致使你们倒霉，像过去一样，巴什基尔人因土尔扈特人的到来而破产（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１４２页。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而对汗国则同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戈利琴来劝说阿玉奇汗停止反俄的军事行动，并要求阿玉奇汗信守和承诺诺言，因而又举行了第四次谈判。
１６８３年１月２４日，在阿斯特拉罕城郊举行了第四次保证。保证后，双方都没有受保证的限制。由于俄国不信守诺言，并用宗教的或其它种种手段，勾引土尔扈特人，逃往顿河一带哥萨克人的居住区，并强加洗礼，迫使信仰东正教。“阿玉奇汗坚决与之斗争，又派兵参加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使俄国政府大为恐慌（同上书）。”直到这一年的冬天，阿玉奇汗的骑兵撤离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队伍，起义才停止。俄国政府鉴于以上情况，又命戈利琴赴伏尔加河下游和阿玉奇汗举行了第五次谈判。
１６８４年，在伏尔加河下游汗国的营帐内举行了第五次保证。
五次保证的内容都不尽相同，但不外乎以下几项：（１）阿玉奇对沙皇要表示服从；（２）汗国承担俄国的兵役义务；（３）不得与俄国的敌人往来；（４）不得袭击俄国辖区。从上述内容看，双方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关于保证，土尔扈特人认为那是一种有利的交易，往往使他们不负任何责任。阿玉奇的外交出发点就是维护部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可从阿玉奇对俄关系的特点显现出来。
第一，坚持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
他对俄国沙皇政府一点也没有卑躬屈膝。他向俄国政府表示：他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臣民”。阿玉奇汗经常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俄国地方当局发敕令，就连俄皇彼得一世也认为：“阿玉奇汗是同盟者”（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８２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１７２２年，彼得一世远征波斯于阿斯特拉罕停留时，并把阿玉奇夫妇当做国家元首很隆重地予以接待，还把阿玉奇请到靠近萨拉托夫伏尔加河的游艇里游玩散心。彼得一世如此优宠拉拢、利用阿玉奇， 是与阿玉奇在对俄关系中坚持维护民族尊严分不开的。
第二，外交独立自主，内政自谋自主。
阿玉奇汗在外交上，从不受保证的约束。他不仅和抗俄的山民往来，与中亚的希瓦、波斯等国互派使团，还与俄国的敌对国家克里木、土耳其等国交往亲密。在内政上他不允许俄国政府干涉汗国的内部事务，阿玉奇汗晚年选接班人时，沙皇彼得一世力选并推荐阿玉奇的外甥道尔济·纳札洛夫为汗位接班人，而阿玉奇却选定了他的另一个儿子策凌敦多克为继任者，坚决抵制了俄国政府的干涉。由于阿玉奇在汗国的内政外交上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使土尔扈特汗国保持了独立的政治地位。
第三，策略灵活多变，巧妙高明。
阿玉奇汗对俄策略时而保证允诺，时而违约对抗。阿玉奇对俄斗争策略多变，并不是他个人性格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而是他在不同条件下对策略灵活的运用，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对俄政策的基本原则。例如１６８２年，阿玉奇联合巴什基尔人、诺盖人袭击乌发、喀山，进攻萨马拉后，唯恐俄国报复，要求与俄谈判，但俄国政府却要汗国交出人质和每年上交贡马500匹，并停止每年给他赠款（霍渥斯著《蒙古史》，第１卷，第３６８页），以此向阿玉奇汗要挟，而他却抵制了俄国的无理要求。１６８３年，他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巴什基尔人，却突然改变了方向，渡过了雅依克河，并摆出欲与巴什基尔人联合的态势，俄国政府不得不降低条件。可见阿玉奇时而服从、时而反俄的态度都是以土尔扈特汗国是否受到损害为转移的。１７１５年，当时牙帐设在阿斯特拉罕附近的阿玉奇及其属民，受到了希瓦人的军事攻击，汗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阿玉奇向当时驻防在希瓦的俄国公爵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请求出兵援助。而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借口没有上级命令不肯出兵，使希瓦人把原阿玉奇统辖的一些鞑靼部落迁到了希瓦汗国。通过这件事，阿玉奇汗对俄国人怀恨在心。认为沙皇俄国“未按谈判的协议保卫其属”。阿玉奇时图报复，两年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１７１７年，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在彼得一世指示下，组成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去阿姆河一带探求金矿，同希瓦人和苏丹人交涉。阿玉奇利用这个机会，派人冒充俄国使者到希瓦苏丹人处，声称俄国已出兵征伐。希瓦苏丹人设伏袭击了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的远征队。数千人的队伍全部被歼，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被击毙（巴托尔德著，外务省调查部译《东洋研究史》日译本，第３９０页，生活社１９４２年版）。
阿玉奇汗却与希瓦苏丹人和解，其子沙尔都克札布也从希瓦汗国收回了被夺去的属民。阿玉奇汗在其统治汗国的５０多年中，极其成功地运用了先辈们遗留下来的两面政策对付俄国人，阿玉奇汗在随机应变的策略方面，比其先辈更胜一筹。
应该看到，阿玉奇在对俄关系方面，既有坚持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的一面，也有屈从于俄国政府为之效力的一面。他对待俄国人民起义，既有协助俄国政府参加镇压的一面，也有帮助人民响应起义的一面。他不仅参加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还积极响应过斯杰潘·拉辛农民起义的号召。另一方面，也参加了镇压阿斯特拉罕火枪兵起义，还参加了镇压顿河流域的布拉文领导的人民起义，并俘获了起义领袖布拉文交给俄国。沙皇政府为了奖赏阿玉奇，把俘获跟随布拉文的群众赏给了阿玉奇，做阿玉奇的兀鲁思。参加并不表明阿玉奇同情与支持农民起义，镇压并不表明他反对与仇恨农民起义。两种手段都是为了抵制俄国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当他和俄国的关系暂时缓和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站在俄国一边镇压农民起义；当他与俄国关系紧张时，他又毫不迟疑地参加农民起义，来抵制俄国政府对他的高压控制，来抵制俄国政府妄图侵吞汗国的图谋，用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他的一切政治和外交实践的出发点就是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
总之，阿玉奇执政时期对俄关系的政策和策略的运用是成功的。正像俄国史学家帕里莫夫所说：“当阿玉奇活着的时候，俄国政府不能采取坚决的行动，这位老土尔扈特领袖的威信太高，俄当局要像对待平庸的统治者那样对付他，那是很不谨慎的。如果政府决定立即限制他的权力和夺取他的政权，那么，老阿玉奇能够制造许多麻烦，并给俄国引起许多不快的事（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3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阿玉奇统治下的汗国政权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使俄国不能不把这个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汗国领袖视为实际上的同盟者。
１７２４年２月１９日，阿玉奇汗病逝。5月25日，沙皇彼得一世出兵波斯路过阿斯特拉罕城，下诏：“让道尔济纳札洛夫为汗”。6月20日，他上书坚辞：“我为汗反对者颇多，请按老汗王意，让策凌敦多克为汗”。１７２４年９月２０日，俄国在萨拉托夫宣布策凌敦多克为汗国督办，策凌敦多克向俄国政府作了保证，其内容如下：（１）为沙皇忠实效劳；（２）不与沙皇的敌人友好往来；（３）公正审判，根除偷盗；（４）不收留库班和鞑靼人。
俄国在任命汗之后，对汗国实行的是扶持一派，但仍保持其反对势力，使敌对各派同时存在，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方针。推行这种政策的后果，自然引起各派领主的共同不满。虽然未能得到汗位，领主们逐渐聚集，在实力雄厚的敦多克奥木巴麾下，并开始袭击俄国的村镇。
俄国政府为了遏制策凌敦多克的侄子敦多克奥木巴日益强大的势力，同时也为了抵消即将访问汗国的清政府满泰使团对汗国的影响，力求把策凌敦多克控制在俄国的影响之下。１７３１年５月１日授予策凌敦多克“汗”的称号，送去了“汗”位的象征物：貂皮大衣和帽子，镶有宝石的马刀、甲胄、球形尖盔和护臂甲（《俄罗斯帝国诏令大全》第５６９９页）。
策凌敦多克对俄国的控制，并没有处处俯首听命，常常显示出对俄国分而治之政策的不满和对高压政策的抵制。
1733年6月，俄国官员沃林斯基，以支持策凌敦多克为名，准备秘密翦除反对俄国最力的敦多克粤木巴。策凌敦多克坚决不同意用这种卑污的作法。俄国人从此认为，策凌敦多克既无能又胆小，再也不支持他了。他尽己所能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