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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王朔对发言大权的使用，便想到这世上凡有权力落脚的地方，总会有那么一些相通之处。比如，他有一种怎么痛快怎么来的感觉，某次酒桌上听醉客评鲁迅：“论骨头硬，他有王二小骨头硬吗？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摔死在石头上。”王朔便感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我看鲁迅》，见《作品集》）。还有，他同样想着发言之权的不用，过期就会作废，“我认为现在为自己写作正是正当其时，我这时候还有点资本可以挥霍，我准备挥霍一把”（《谁比谁傻多少》，见《作品集》）。另外，他也有坐稳一把椅子后的闲适心态，就如何适应生存环境少一点幻想，他几乎说得不留余地：“你适应不了就说这种环境不好，你就绝望，就反抗，最后自杀？那你是犯了蔑视人类罪……为什么人类非得按你的意思发展呢？”（《我是王朔》，见《作品集》）读着这一类的话语，遥想王朔留在文坛上的反叛背影，会令人徒生一层雾里看花的茫然。可以说，即便作为一种行文风格被充分尊重，王朔在这几本畅销书里所留下的，还是充斥了过多的随心所欲和放纵失控，以及某种高视阔步的过度膨胀。而其中一个缘由，又是因为他拥有着非同一般的发言权，比较而言，这种权力离有形的朴实知识要远，离市场的无形巨手则显得更近。
有一位王朔的对谈者说：“中国传统中缺少那种逻辑的训练……可以在三句话四句话中间换三个或四个话题。这种东西挺可怕的，你无法与他争论，继续争下去你就进了他的陷阱，你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也不明白争论的是什么。”（《误读、歪曲与人身攻击》，见《蒙汗药》）起初看王朔的鸣锣击鼓出山，恍然见他肩扛手提着强弓利箭，未料一阵热闹过后，观众们揉亮眼睛，不仅要帮他捡拾满地射飞的流矢，还得时常寻找不知隐身何处的箭靶，不知这一情形是否在那传统逻辑之列。而一碰上传统二字，要知道王朔可是有一副火眼金睛的，“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这孩子乔装打扮之后又来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对面。” （《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见《无畏》）我不禁想问，他是否也会一不留神，就落入尚未自知的圈套和陷阱，而恰恰在自以为站到了“它的对面”，并且满有把握的时候失察失守呢？
歧路亡羊的悲哀
？ 邹纪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
翻开《老子》一书，赫然入目的，便是这十二个字。它的意思是说，道，如果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名，如果也可以用语言概括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名。
老子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居然推出这么个观点，实在是很令人惊异。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主要是指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名，指的是概念。如果道及名都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述的话，《老子》的五千言岂不全是痴人说梦，或者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那又何必“道”出来呢？这岂不是老子的自我否定吗？老子还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一点，唐代的白居易早已提出质疑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不只如此，老子实际上否定了所有的理论、学说、思想（当然主要是人文学科），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思想，无不是在阐述它们自己的“道”，如果“道”是不可道的，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思想家、理论家汗牛充栋的著述，岂不全成了“满纸荒唐言”？
然而，老子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一家学说、一种理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认识了“常道”，即永恒的真理。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本身，真正的“道”，即它们的本质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目前人类所道出来的那些“道”，恐怕都只具有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意义。甚至某一个时期被奉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万世不易的“道”，过了一个时期回头再去看，很可能是片面的、浮浅的，乃至是错误的。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太多太多了。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曾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义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到了后来，同是革命家，有的说它是写吊膀子的，有的又说它是讲阶级斗争，近来，又有人说它是写佛，写禅，直到今天，《红楼梦》的命义，也即是它的“道”，也还是众说纷纭。看来，《红楼梦》的“道”也是永远不可道的了！
岂止《红楼梦》，任何一种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著作，人们对其命义的理解都是各有不同的。例如《论语》，它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仁”还是“礼”？它是安邦济世的良方，还是阻碍进步的惰性力？再例如《老子》，它的“无为”，究竟是揭示了大自然发展变化的本质，还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它究竟是哲学诗，还是阴谋书？一部著作的理解尚且如此纷纭，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的“道”就更加难以严格界定了。
于是我们在历史及现实中，便看见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都是信奉同一种学说、同一种理论的信徒，彼此对这学说、理论的核心即“道”的理解都各不相同，或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谁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嫡传的，对方是歪曲的，荒谬的、叛道的。谁都能从那理论、学说的创始人的著述中，摘录出只言片语，振振有辞地证明自己的正确，使旁观的人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从。这实在是悲哀。这令我们想起了《列子》一书中讲述的这么一个故事：
杨朱的邻居丢了一只羊，他既全家出动寻找，又请列子家的童仆帮忙。杨朱道：“唉！丢了一只羊，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邻居说：“岔路太多。”过了好久，找羊的人都空手而返。杨朱问：“找到了吗？”邻居说：“没找到。”杨朱问：“怎么还是没找到？”邻居说：“岔路之中又有岔路，不知道羊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回来。”
杨朱一听，怅然若失，久久没有说话，整天也没露个笑脸。他的学生奇怪，问他：“一只羊能值几个钱，又不是先生您的，您却这样闷闷不乐，这是为什么？”杨朱也不回答，学生始终也没能了解他的心思。
他的一个学生孟孙阳将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一天，心都子与孟孙阳一起来见杨朱，对他说：“从前有兄弟三人在齐鲁一带游历，跟从同一位老师学习，掌握了仁义的道理以后回到家中。他们的父亲问：‘仁义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老大说：‘仁义的道理使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把名誉放在后面。’老二说：‘仁义的道理使我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三说：‘仁义的道理使我既保全生命又获得名誉。’他们三个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同是出自儒家，到底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
杨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讲起了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一直住在河边，熟悉水性，勇于游泳，以划船摆渡为生，赚的钱能养活百口之家。自带粮食前来向他学习游泳的人成群结队，但，淹死的人几乎有一半。他们本来是来学游泳的，而不是学淹死的，而得利与受害竟如此截然不同，你以为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
心都子听了以后，默默走了出来。孟孙阳责备他说：“你干嘛问这么个叫死理的问题，老师没正面回答，我越来越糊涂了。”心都子说：“大路由于岔道太多而丢失了羊，而追求学问的人，也因为对治学方法理解的不同而丧失生命，他们学习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本观点也没有什么不一致，而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之大。看来只有回归到原来同一的起点之上，才不会迷失方向。”
列子那个邻居的困难比较好解决，岔路再多，而羊毕竟就一只，再多发动一些人，多费一些功夫，总能将羊找回来的。而那兄弟三人的问题则比较麻烦，究竟他们三人谁真正得到了儒学的真谛，即儒学的那个“道”？看来老大说的有理，因为孔子分明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老二说的也有根据，他依据的是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老三说的也有根据，孔子还有一句名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都有孔子的语录为证，都是孔子的最高指示，究竟谁是谁非？大概谁也难以作出评判。这就是孔子给后人留下的难题。
其实，孔子留下的难题还不只如此，他本人的是非功过，就是留给历史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几千年来，他以及他的学说和门徒，大起大落，罪之者以为“儒以文乱法”，焚其书，坑其人。尊之者，称其为“至圣先师”，其学说为治国之经典，救世之良方，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独尊的地位。就这样过了几千年，忽然又说他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衰败的罪魁祸首，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大拦路石，举国上下都喊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到了“四人帮”时期，他又成了复辟倒退的祖师爷，他的学说成了集中国落后、腐朽、反动思想之大成，其遭遇之悲惨，比起在秦始皇时代大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又有人说，孔子及其学说，不只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法宝，也是拯救人类社会未来使其免于毁灭的最佳药方。
孔子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师，他的所谓学说也不过是五万余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