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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郁、王婚恋与婚变之中，缘的是爱情，毁的也是爱情。王映霞当初义无反顾，冲破种种樊篱嫁给达夫先生，为的是爱情，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要的是全部的爱情，而非一部分爱情，正因为此，她投奔爱情之始，便已埋下了爱情悲剧的伏线。达夫先生此前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孙荃女士，在追王期间，他屡次要求离婚，王亦曾以此作为前提条件，奈何后来生米煮成熟饭，王也便低调处理，尽管达夫先生爱王胜过爱孙百倍，而在王映霞之心底，终究是一块疙瘩与难以愈合的伤痕，问题是，达夫先生常常不小心地去揭这块伤疤。达夫先生作为风流名士，其行为多有不检，不但偶有寻花问柳之举，而且还常常直接伤了王氏的自尊心。在其“五四”以来的新思想中，还顽固地残存着传统的古香之梦，其骨子里有着“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妻妾俱备的自鸣得意。他屡以妾直称王映霞，在婚变之后的《毁家诗记》中称之为“姬”与“下堂妾”，便是明证。即或在婚后不久，先生写了一首《登杭州南峰》之诗，其有句云：“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把映霞比作苏东坡的姬妾“朝云”，戳到了王映霞的伤心处。后来又以白居易自居，将王比作白居易的通房丫头樊素。也许这表面是个名分问题，究其实际，是爱情问题。在名分上，作为新式女子的王映霞也许不会多加考虑，她为了爱情是会赴汤蹈火的； 在爱情上，这又正是作为新式女子的她所不能容忍。她之红杏出墙，怕在内心也有你来我往的报复之心。她私通许氏，却又没嫁给许氏。达夫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许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起上了武汉。”此段叙述如真确，说明的正是映霞对爱情专一的执着，她是不愿过只有肉欲没有真情的生活吧。她说：“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这也许是王映霞咬舌斫指的真心感受，是一种痛彻肝肺的伤心悟道之语。她后来再次结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名士谁不爱？达官谁不欲？而这一切，她都不在乎了，她只有一个要求：要以原配夫人之礼待她。其中心情，是有“曾经沧海、除却巫云”那种彻心入骨之体验的，真是杜鹃啼血，只惜人生不复，杜鹃早已过花期。
现在，达夫先生早已魂落他国，王映霞也已云散香消，其中恩怨瓜葛也风流云散，已成为结了血痂的黄灯古卷。多年以后，我们再看郁、王之恋，谁对谁错又有何人能予分辨？只有那情恩爱怨，让人千古怆然泪下。
人脑正在电脑化
？ 李海霞
不久前报载，我国中学生花在计算训练上的时间，比别国的多三分之一，所以中国学生的计算能力最强。我们正在拼命使人脑做电脑能做的事，而不是解放人脑，腾出时间来进行复杂的思辨和创造性劳动，把许多较为机械的操作拿给电脑去做。这是一条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中国人在世界奥林匹克竞赛上经常获金奖银奖，人们习惯拿这个事实来证明中国人的智力高强。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世界创造性设计比赛上老是不能入围，中国没有输出什么科学理论，总是引进。美国人在最近二十年来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几乎都是倒数第一二名，这似乎不影响他们输出数学理论。
大学生也未能免俗。他们汲汲于分数和考证的级别；独立思考变成了最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讨厌学习“不实用”的基础理论，作业常取巧应付。一般学生希望老师只教最实用的知识技能，恨不得捡个便宜让自己明天就成功。就是“社交礼仪”这样“具体”的课，一旦老师讲到色彩学和内在素质修养，本科生也连连叫唤“不要讲理论，只讲办法和事例”。课堂讨论则被认为耽误时间，不如读书备考来得有用。对思考的冷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发展出原创性科学理论的民族，好奇心本来就很脆弱，还要用功利主义的锄头将它铲除在萌芽状态。笔者常劝告学生：“不要那么功利，要形成自己的见解，否则你就看不到个体存在的价值。”一些学生的反应却是：“我佩服你的独立，但是我不能超脱。”
人脑的电脑化，学者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术界同样重视人的工具性而轻视人的主体性，因为一般学者做学问也缺乏好奇心的驱动。这里只引一个学者对（智力）要素的解释：“学生自身的要素从小到大只有两个，一是记忆能力，一是思维能力。这两个能力可以用计算机要件做模拟解释。记忆能力相当于电脑硬盘的数据储存能力，思维能力则相当于电脑中央处理器（CPU）运算速度方面的能力。”〔1〕“思维能力”居然萎缩成“运算速度方面的能力”，难怪只会考试，人脑真的成了电脑。八十年代有人指出：“最初是不准思考，久之是不愿思考，再久已经不能思考。”现在的中国，“不能思考”的情况已相当严重。
学习和操作能力，动物界普遍具备，只不过人类的更复杂。动物行为学家发现黑猩猩已有一定组词能力。但是，思辨性的创造力动物没有，那是人类的骄傲。
人们总是说，先学习足够的知识，然后再谈创见。这是遁词。真正的学习本应是研究式的。死的思维定势一旦形成，要想改变极为困难；人的语言发展、动作发展等都有关键期，思维发展也一样。生长期丢失的东西永远找不回来。美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发展孩子的个人见解。
爱因斯坦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说，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2〕 把获得知识技能当作唯一追求，放弃独立思考的“一般能力”，人最多只能成为专业机器，不是一个健全发展的个体。人脑电脑化表现着人生理想的低下。
人的价值的实现方式不是谋求承认，而是创造性地工作。只有认为自己的价值不如一台电脑，才会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提高”成电脑。
注释：
〔1〕戴贤远：《如何摆正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教育文摘周报》2002年3月20日第六版，引自《中国高等教育》。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爱因斯坦：《论教育》，《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人生如牌局
？ 张远山
一
上帝洗牌，他人发牌，自己出牌。
二
每副牌都是一样的，每副牌都是五十四张。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上帝给每个人的都是同一副牌。
每个时代都是相似的，上帝给每个时代的也都是同一副牌。
这副牌，用科学语言来说叫做DNA，人与猿的DNA只差百分之零点三，而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则没有差别，连男人与女人也仅仅只差一个X和Y。
今人与今人一样，所以人人生而平等；今人与古人一样，所以历史鲜有进步——起码硬件的进步不影响打牌的结果，做牌的纸张可能会随着文明发展不断改善，制作可能越来越精美，但打牌的结果无非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胜负盈亏。然而，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又似乎都有所不同，这只因为每次玩牌前，都要重新洗牌和重新发牌，没有一次洗牌和发牌的结果完全相同。
负责洗牌的是上帝，而非凡人。任何人都不能左右上帝，任何人都不能自己洗牌，任何人都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不同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的人中，都会产生各种类型的打牌者，都可能得到任何一种结果；任何一种结果，都与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取决于打牌者自己。
三
上帝洗牌之后，他老人家也没闲心来管发牌那样的琐事，他把这事交给了凡人。大多数人都知道，抱怨洗牌的上帝毫无意义，因为他不可能改变DNA；因此大多数人都抱怨发牌者，同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发牌者——这是大多数人的终极人生目标。抱怨发牌者的人一旦成为发牌者，就一定会作弊，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作弊，那么即使由自己发牌，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得到一手好牌。在没有成为发牌者之前，大多数人都认定，别人的那手牌比自己的这手牌好一些，甚至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