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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男人觉得男子牌局不如女人牌局有趣，或有些女人觉得女子牌局不如男子牌局有趣，于是他们甚至渴望改变性别——虽然人类不可能改变DNA，但现代科学已经有能力改变X和Y，但我认为这是在篡夺属于上帝的洗牌权的逆天之举。撇开挑战者不谈，所有人生牌局的成功者，都不会徒劳无益地抱怨自己手上的牌的好坏，他只关心把自己的那手牌打出最佳结果；他也不会徒劳无益地懊恼上一副牌没有打好，他只关心如何把下一副牌打好。心无旁骛使他成了人生牌局的常胜将军，他的个人胜利，最终成了全人类的胜利。
七
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我如何进入那个我想进的桥牌俱乐部？——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有许多等级不同的俱乐部。进入自己想进的俱乐部后，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我如何坐到我想坐的牌桌前参加比赛——这就需要通过种种预选赛，如果你不能通过必须通过的预选赛，那么你就只能站在一边，看别人打牌。但不管是谁，只要坐到牌桌前（不管你属于哪个俱乐部，不管你坐在哪张牌桌前），上述关于洗牌、发牌、手气以及不满、抱怨、懊恼等人生大惑，依然永在。
同样是上帝设计的五十四张牌，这同一副牌却有许多种不同的玩法——也就是玩牌的规则并非先天设定。古代的玩牌规则由庄家规定，不征得参与者同意。庄家宣布，参与者只有无条件同意对庄家绝对有利的规则才有资格参加牌戏，如果不同意对庄家绝对有利的规则，就被剥夺参加牌戏的资格。所谓没资格参加牌戏，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仅仅不允许你进入高级俱乐部，或允许你进入俱乐部但不允许你坐在牌桌前，只能站在旁边观看。另一种是，只要你质疑对庄家绝对有利的牌戏规则，就杀无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于庄家绝对有利的打牌规则提出质疑，庄家面临没人陪他玩下去的危险，于是庄家也不得不逐渐修改玩牌规则，使玩牌规则仅仅是对庄家相对有利，包括庄家不再能连庄、连庄次数不能过多、可以轮流坐庄、高级俱乐部对任何人都开放、没有坐上牌桌的人都有权观看牌戏、甚至有权批评玩牌规则、有权选择庄家等等。
八
因此，上帝洗牌，他人发牌，自己出牌。但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制定玩牌规则——认为自己对玩牌规则没有发言权的人，只是放弃上帝给他的天赋权利，这种人得到一副坏牌或虽然得到一副好牌但因为规则不公平或自己不遵守规则、不能合理运用规则而得不到好结局时，他既不能抱怨上帝，也不能抱怨发牌者作弊（因为这是他的弃权所纵容的），更不能抱怨子虚乌有的手气和命运，他只能抱怨自己不争气和没出息，他只能抱怨自己既不参与制定规则而又破坏既定规则，这样的人与猿已经差不多，他根本不配参与人生牌戏。即使他撞大运得到一副好牌，他也一定会把这副好牌打坏，他注定是个失败者。
虽然上帝设计的每一副牌都一样，庄家发给每个人的牌也大致差不多，但少数智者的牌会越打越好，而大多数愚人的牌却越打越坏。就这样，生而平等的人，死前却变得极不平等。智者与愚人的差距，远远大于人与猿的差距。
忧乐的长度
？ 刘 畅
人生，其实是一种长度的存在。年龄，就是衡量它的单位之一。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就是把人生不同境界与各异的年龄长度相对应，道出了一种常识性的真理，因而获得了后世的普遍认同，被反复引用。忧伤与快乐的相互交错、重叠，构成了我们短促的人生。一位诗人说得好：“只要谈起人生，我们总想起痛苦，当然也想起幸福。就像天上时常下雨，同时又会显出太阳，太阳和雨交往的日子，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理解。”
忧伤，或曰痛苦、哀愁，明显是有长度的，而且似乎总在短促人生中占有极大比例。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中写道：“据我所知，主宰凡人命运的神们性本嫉妒。我希望自己及我所热爱的人们能获取现时的成功；并使其能立即得到验证；于是可以在好运与厄运的交替中度过一生，而不是拥有永恒的幸福。”为此，他断定一个太走红的人，潜藏的厄运正隐蔽地慢慢逼近他。因此他断言：“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就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历史》）悲观点儿的甚至断然否定“幸福”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无处是安定的，无物是长久的，所以，并无幸福可言，幸福是不可想象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终身皆遇破舟之险，待到船泊入港之时，则帆樯已经破毁。”（叔本华《论生存之虚伪》）中国古人也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也未摆脱古人那悠长的烦恼。一首现代诗可以为证：“人间有的是欢乐无数，但我们大都记不住。我们心中记得住的，总是那些过去的痛苦。为什么岁月如浪滔滔，淘得尽千古风流人物，却淘不尽几丝隐隐的作痛。”有一首外国歌曲也唱道：“欢乐的日子不再来，让我们为爱情干杯。青春像一只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有位哲学家甚至断言，幸福的内涵就是摆脱痛苦：“任何幸福的生活，不应以快乐多少来衡量它，而应当以脱离苦恼的限度——即脱离积极之恶事的限度来衡量它。”（叔本华《论世界之苦恼》）看来，在人生忧乐比例的极大差异问题上，古今中外很容易达成共识。俗话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如果人生是十的话，痛苦或忧伤竟要占到八九之多，这样一来，快乐就剩下一二的可怜比例了。对此，文人雅致的比喻更多，李白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这似乎是第一次把无形的忧愁定量化，当然这“三千丈”的长度也引起过争论，宋人就说李白计量得不够准确，使诗坛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李煜是典型的亡国之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宋太祖赵匡胤一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就使金陵王气黯然收敛，他落得个“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下场，一副可怜惨相，所以他心目中的忧伤显然要长于他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长江全长六千三百公里，即使从南唐首都金陵算起，到入海口，也有几百公里，比三千丈显然要长多了，这一比喻很妙，广泛流传，甚至近代一部电影也来凑趣，以之为名。当然，以长江水喻愁并非首创，唐人早就有“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李白）的句子了。南宋时，北方壮丽山河沦落敌手，爱国诗人陆游有云：“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悲愤之情竟然绵延三万里，高过五千仞，这似乎是古诗词中衡量悲愁的最大长度单位了。
“浮生常恨欢娱少”，忧伤或痛苦的长度是很容易比喻的，往长处说准没错，什么“三千丈”、“三万里”、“五千仞”、“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一江春水向东流”……几乎俯拾即是。将其折合成时间单位，估计也不会太短。既然快乐与忧伤如影随形，既然痛苦有长度，那么，快乐也应该有长度。可是关于快乐、幸福的长度比喻就不那么现成了。快乐到底有多长呢？按照法国作家菲利普·法莱姆的标准，只有几秒钟，他在《第一口啤酒》中阐释发挥说：“第一口，这是惟一重要的。其他，则越来越长，越来越微不足道，只有一种微热的粘稠感觉，近乎满嘴泥泞，最后一口，带有一种要结束的失望。”他认为，在此，时间度量意义上的短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在触到嘴唇的时候，这种带有泡沫的金黄色物质，由于气泡而变得更为清凉，然后缓慢地经过过滤苦味的味觉软腭。这第一口显得多么长啊！”可不论怎样论证“瞬间即为永恒”，从长度意义上，这品尝“第一口啤酒”的短暂几秒钟，也无法同上文所提到的痛苦长度来抗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几秒钟延长了一些——“我的天啊！整整一分钟的欢乐！即使在一个人整个的一生中，这还能算少吗？”（《白夜》）这一分钟，也显得太短了。无独有偶，据德国研究人员表示，大笑一分钟就相当于做了四十五分钟运动，可令你容光焕发。开怀大笑一向被视为一种可以强身健体的良方妙药，而最近科学家更发现大笑是保持身材苗条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大笑时身体有八十组肌肉在搐动，是一种非常有益健康的活动。从医学角度看，一个人大笑时肩膀会耸动、胸膛摇摆、横膈膜震荡，甚至会令人抽搐、血压亦会上升。血液含氧量在呼吸加速时增加，而更重要的是脑部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实在是最佳的药物。大笑过后，血压会回降，减少分泌令人紧张的荷尔蒙，免疫系统亦会增强。研究还表明，儿童平均每天会展露笑颜约四百次，而成人则平均每日只笑十五次，可见人一长大，痛苦就增多了。对人生痛苦和幸福或快乐的关系，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曾有一形象比喻：“好比是两只野兽， 一只在吞噬它的同伴，而另一只正在被吞噬。”有点毛骨悚然，但却不乏真理的颗粒。经济学上有一种边际效应递减理论，大意是说， 一个口渴的人，喝第一口水时会感到极为过瘾，第二口会比较过瘾，而以后的痛饮只是机械地吞咽，毫无愉悦的感觉了。若反其意而用之，也就是痛苦递增理论。审美心理学上把“痛苦”一类消极性情绪叫做“不确定的紧张力”，它们摇曳闪烁，朦胧不清，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弥漫，“它们就像森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