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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罚督费芯俊�1986年第六期）。
第二，对今人而言，《万国公报》又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库。
初期《教会新报》仍以宣教为主，仅附有少量科学知识介绍和新闻、告白等，其宗旨是“传播福音”、“联络信徒”。1874年改版为《万国公报》后，编辑方针和刊载内容有重大变化，即“由‘教’而‘政’、由侧重传教的刊物转变为侧重时事政治的综合性刊物”。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泛，均为当时其他报刊所无法比拟，“报内登列各国新奇要紧之事，再天文地理、国政教事、格致技艺诸学，且中国十八省信息居多”（《万国公报》合订本第二册，第1316页）。对当时的时政、吏治、民情、风俗、文化、教育、科学、实业、交通、邮电、中外关系等均有所报道，有所反映，有所评论，俨然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部百科书、万花筒，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万国公报》除广泛介绍西方新学外，也格外注重反映、追踪中外时局变化，介绍世界大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万国公报》立即对战况进行系统报道和剖析，刊载各国发布的新闻。并从第七十六卷起，连载林乐知《追忆中东失和之先往来公牍》，从第七十七卷起开始连载林乐知《中东失和古今本末考》的长文，一时洛阳纸贵。正是这些记载和评述，为后人研究甲午战争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戊戌变法前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鼓吹变法的文字，不仅深刻影响了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而且也是研究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不可多得的史料。当时的维新派报纸不仅从形式上效仿《万国公报》，内容上也常常直接摘自《万国公报》。
显然，研究近代中国一些大的政治运动及中外关系变迁，十分需要从《万国公报》这类报刊资料中进行深入、系统的发掘，而一些新的结论和新的研究课题必将随之而产生。
除上述两个明显的特点外，杨著还将传播学和社会统计的研究方法引入对《万国公报》的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富有新意的探索。例如通过对《万国公报》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分析，十分有助于我们在定量分析的意义上重新思考《万国公报》的办报倾向、报刊性质和社会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过去通常认为，《教会新报》改版为《万国公报》后，宗教色彩已不明显，但通过对《万国公报》上千人的庞大作者群的具体研究，杨著认为，在这一群体中，既有寓华传教士，也有在华的外国商人、外交官、税务官、领事馆职员等，还有中国的士大大、政府官员、学堂和书院的学生，而数量更多的则是中国的教徒，因此，从其作者群的主体构成和其刊载文章的内容来看，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并非放弃了宗教说教，而是改变了宣教方式，同早期《万国公报》一样，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在精神上、目标上及影响上仍是一份传教期刊”。这不失为一家之言，正确与否可以讨论。
同时，著者也注意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万国公报》虽主旨在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学，但与此同时，还是用较大的篇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介绍和评析，这些介绍和评析多少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因此，“《万国公报》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中学西传’的重要渠道”。前此的研究对《万国公报》的后一种功能重视还是不够的，在中西文化真正交流的意义上，似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虽然杨著系研究《万国公报》的一部力作，在资料收集、内容展开、观点提炼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正因为力求系统、全面，或许在某些章节的深入上略嫌不足；所列附表以“一览表”居多，若能再对资料和数据作一些更具深度的比较、对比，或许提供的信息量会更大。
绝版丰子恺
——《丰子恺艺术读物》编辑札记
？ 艾 华
丰子恺这个名字，并不如雷贯耳，从他产生的影响看，我宁可把他比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在编辑《丰子恺艺术读物》（十二种）的过程中，我就不时在繁琐的编辑工作之余，偷空享受到了纯粹的阅读快乐。从职业上说，我是这一套书的编辑，但是说到底，我是一名受丰氏文字滋润的读者。作为一个在成长时期与丰子恺的书无缘的读者，这种滋润其实是一次“艺术与人生”的补课。
不仅我，一代读者在该读丰子恺的书的时候，都与丰子恺无缘，其原因，引用一句话就够了。1972年12月30日，上海中国画院对丰子恺作出“审查”结论：“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三年后，丰子恺不戴“帽子”地去了，他再也不需要生活费了。又过二年，有关部门为丰子恺平反。这就是说，“丰子恺”这三个字前面再也不会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了，而读者又重新拥有了给这位作者加冕的权利。
画家、作家、艺术教育家，这就是读者心目中的丰子恺，三位一体的丰子恺，过着艺术人生的丰子恺。如果分开来看，丰子恺在每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实绩。漫画、随笔不用说了，即以“艺术教育家”而论，从1919年至1943年，除了游学、抱病、逃难和忙于其他事务，他一直断断续续、辗转各地担任中学、大学的教职，甚至一度在小学兼课，有没有别的“艺术教育家”站过这么久、这么多的讲台？四十余本音乐书、二十余本美术书，有没有别的“艺术教育家”或著、或编、或译过这么多的艺术读物？
在辞去教职后，丰子恺以写文卖画为生，当然不须，也无须到什么地方领什么生活费。十年后（1953年），他像别的文化人一样，在新中国里有了自己的单位。又过十年（1963年），《丰子恺画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生前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如此一“集”，竟成恶兆。这个集子不同于194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子恺漫画全集》，因为该“集”虽“全”，但是按内容分了册，从“之一：古诗新画”，到“之六：战时相”，只要有新内容，画集并非不可继续。它也不同于1929年在上海面世的《护生画集》，因为按初始的想法，本来就是十年—“集”，只要作者不死，“护生即护心”的慈悲就不会断了机缘。果然，在新加坡，在香港，《护生画集》最后出满了六集，圆满之时，在1979，而丰子恺已去四年矣。
丰子恺去世后，“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以各种选集的形式在香港等地重新拥有了读者，一股隐隐的“丰子恺热”慢慢地向大陆弥漫过来。有意思的是，大陆重版的第一本丰氏著作，既不是漫画，也不是随笔，而是一本艺术读物——《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可惜在接下来的八十年代，丰氏艺术读物再也不见其他重版的单行本。漫画和随笔是在出的，版本很多，特别是随笔，和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小品文一起，在读书界掀起了一股“闲适热”。这股“闲适热”的高潮出现在九十年代初，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有所退却，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大潮又还没有打湿所有的脚板，所以读者们正好可以忙里偷闲一两年。既然是偷闲，误读是免不了的，别人姑且不论，至少丰子恺并不是那么闲适的。何况“闲适”而至于“热”，本身就隐含着阅读心理的矛盾，当然是“热”不久的。是出版商包装出了“闲适”，和读者共同制造了这一读书现象，等人家都忙起来，就各奔东西了。我总有些怀疑，那些号称喜欢“缘缘堂随笔”的人，有多少人用心读过作者写于“审查”前后的“续笔”？这些“续笔”从1971年开始动笔，最初题为《往事琐记》，至1972年写完，1973年定稿，共三十三篇，均保持了“缘缘堂随笔”的一贯风格，文中有闲适的成分在，但字里行间也弥漫着人生的苦味。如果把这些在凌晨时分偷偷写成、十年后才开始面世的文章仅仅看作闲适散文，那真是严重的误读了。
“缘缘堂随笔”最全的集子是丰一吟编的《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但“续笔”也只收了十七篇。收齐了全部“续笔”的，是1992年6月出版的《丰子恺文集》文学卷。文章这么一“集”，误读应该会少些吧。我觉得，要减少误读，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丰氏文字，除了文学，还有艺术。
《丰子恺文集》先行问世的是艺术卷，其中定有这样一条编辑标准：“介绍一般的基础知识或纯技法性的文章，一般不选入，但早期以通俗生动的文字深入浅出地传授绘画音乐基础知识，起了启蒙、开拓作用的这类作品也适当选用一些。”这样的标准于文集也许是合适的，但却使作者撰写的多种艺术读物或部分或全部地与读者错失了缘分。
艺术是有常识的，艺术也是需要技术的，而以作家、画家的身份来传授这些常识和技术，丰氏艺术读物当然就有了非同一般的亲和力。何况丰氏艺术读物中时时倡导个性解放，美育的观念亦一以贯之，这与“五四”以降的启蒙思潮是合拍的。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丰子恺和他的老师李叔同，倒是以各自的人生为此说做了活生生的注解。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说过，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又说，他没有追随老师达到宗教的层次，而是停留在艺术的层次，是因为他“脚力小”，也就是“人生欲”不够强大的缘故。其实，丰子恺望着宗教的高度，做着艺术的实事，也跟他的艺术观有关。艺术与人生的密切关系，是丰子恺一直强调的：“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