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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怎么讲究穿戴。而瞬间的，基于他们认识的深刻和观念的超前，这将与道德的暧昧性相关联。人有时候总有那么些莫名的时刻，面对一种心旌摇曳未确定的但又是朦朦胧胧觉得吸引的感情总难控制。想要说的是拒绝，但又总有一种力量在向那种诱惑牵引。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意味了。波芙娃和萨特知道，他们创造的存在主义哲学之精髓首先在于承认人生存的真实，人不是那般大全、完善和无限；面对有限、匮乏和缺失，应该允许人自身寻求不受束缚的快乐，并且他们还应该给自己热爱的人以这种自由（当然还应该引入“节制的力量”）。这并不标明他们双方不再相爱，而是爱得更广阔更有力度。永恒不是一种囚禁，而是以自由以喜悦为前提。人的自我束缚及神性自律肯定会在某天清晨到来，用不着别人对他指手画脚。比如，人在昏天黑地的暧昧生活中既久，他就会讨嫌厌倦自己，他就想听到禁欲主义清爽低吟的悄唱，而不再想要那略显混乱的床褥之上揉搓一团的杂冗。
萨特一生都喜欢女人。波芙娃刚开始必须学会适应萨特的这种生活与爱好。还没有别的男人能进入她的生活，一是她还距成功有相当遥远的路需要趱行不息；再就是真的还没有什么人能像萨特这样吸引她。她不是想守贞操，但她差不多在40岁以前的确是过着比较单纯明净的生活。可萨特是够热闹了。
可谁能拆散她与萨特呢？她深知这种历史契约已如楔子一般楔在了他们的生命史上。是萨特唤醒了她全部的精神、灵魂连同肉体。她在谛听自己灵魂的秘密的同时也在谛听肉身的秘密。她在20岁的时候就知道：一个人会有单纯的生理欲望。无奈无可的季节，风十分凉爽地吹着，身体内部却是燥热难耐，渴望一个异性。那饱满膨胀的双乳渴望人的抚摸，神秘的昏醉之时想要交媾，与灵魂无关，只是那快感和酣畅淋漓的生理欲望。这是秘不宣人不易启齿的私话，却常常那样真实的走到脑海。她在自传体著作中讲到她与萨特很好的性爱，当然也谈到自己的自觉意识和肉体激情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不喜欢以预先规定的方式做爱。我不承认一个人可以违背自己的意愿来顺从欲望，也不承认人有蓄意创造快乐的可能性。做爱的快乐应该像大海的波涛和桃树开花一样不可预示和不可抗拒。我的身体有它自己的狂想，而我无力控制它们。狂想的威力使我的防范无济于事。我发现，一个人生理上的欲望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实际上也是一种痛苦。一件有毒的衬衣从头到脚纺织在我的全身。”在黄昏时分，她从镜子里看到的是—个容光焕发的自己，她摆脱不了的思想再次亢奋起来，她说在骨子里头有一种潜在的疾病已经侵蚀了她的骨髓。
一切是缘于太年轻了。年轻时节是无法有道德优越感的，因为肉身总是造次；只有生命进入老境的冬眠，皑皑白雪封住了互访的道路，一个人因保守和沮丧会煞有介事地扛起道德主义的大旗。
而年轻的人们，眸子里越是纯真，行为上就越是放肆。人，总是易于去寻找那不受任何束缚的快乐。波芙娃认识自己，先不是从精神上，而是从肉体上，她要看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承认：“我生理上的欲望远比我所想要获得的要大得多。在我所选择的男人对我的狂想的爱抚和性行为中，我能够分辨出我内心的活动以及作为个体的我的自由。但孤独、不可抗拒的兴奋心情却大声呼唤着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
“无论他是谁。”这大胆坦白的秘密已披露出人所坚持的道德主义立场的脆弱性。波芙娃没有隐瞒自己的纯生理需求，这是在生命、身体最为元气贲张时代的疾声，带着不那么圣洁不那么高岸的目的。渴望任何一个异性走向前来，不是与他对禅谈玄，而是登峰造极于生命的造次。纯粹的欢悦，将禁欲主义的律令完全搁置，只是翻卷、腾挪于天上和地下。黑壮的身体潜于泥土，于酣醉的沉沦中体验敞开之时无比美妙的快感。身体内部有天使的最终守护，却也有魔鬼的登场，蛇于夜未央时穿行于莽榛与草丛，搅扰得人心难宁。可是，如果那魔鬼离去，却觉得身上的天使也不翼而飞。它们总是同在。越经验，也就可能越超验，这并不阻遏反而促使自己去想建功立业的大事。
也只有波芙娃这样的女人才会发出如此真实无忌的声音，令一向以矜贵羞楚为能事的修女骇然。但这正是波芙娃之所以是波芙娃的原因。她不要作淑良守拙的普通妻子，她将几千年被女人忽略和埋葬掉的性饥渴性要求讲了出来，女人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一个等待灌注的器皿，它是上帝的造型，美好的礼物和妙不可言的尤物。在那个平躺于床的下午，在身体一阵又一阵的燥热中，就这么疾声呼唤。不想让自己正在茁壮旺盛之时萎蔫枯涸，所谓的优美与高贵，便是渴望在撞击中推开神秘，嗅到飘荡于原野的空气中那肉欲的芳香。会有那对于道德主义立场顽固坚持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皤然白发，瘪囔着干唇嘀咕着保守的原则。这是因生命老去的无奈。
波芙娃自己的故事就要渐渐展开。
二、忠诚与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战胜了悲怆和流血，生命、友情以及爱仍然柔韧地存在。一段时间，波芙娃陆续发表了她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女客》、《一代风流》、《他人的血》、《人总是要死的》等等，并确定了她在文坛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者的重要地位。
1947年，她到美国讲学。全部行程以交流、演讲和旅行度过。在行程即将结束时，她发现自己已迷上了与自己差不多同龄的高大、英俊的美国作家纳尔逊·阿尔格雷。他是那种始终关心下层平民并且深入进去实地采访的作家，是具有左翼色彩的自由分子。波芙娃与他在政治见解方面都具有左翼和自由主义的混合气质，这使她与阿尔格雷的交往更觉出生命的流动感和生气。这不是仅仅呆在房间里冥思时，而是他牵着她的手在幽僻的小巷穿梭时，她感到的是另一种写作的使命感和战斗的激情。波芙娃太喜欢流动感、战斗与激情。他带她去见一些另类：吸毒者、妓女、赌徒、小偷和刑满释放犯，他与他们交往，并准备写一部关于这些人的小说。
阿尔格雷对波芙娃意味着全新和刺激，他们双双坠入情网无可自拔。波芙娃回到法国，但这时她依旧在思念那个高大的美国男人。她知道自己也是无法改变与萨特所形成的这种关系，可她又放不下阿尔格雷，她真的是为他动心和痛。是再赴芝加哥还是把这事忘掉？她几乎到了心理失衡的地步。钱不成问题，感情也不成问题，那么她痛苦焦虑的问题在哪儿？
阿尔格雷向她求婚，以他的方式承认她在他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她不能不感动，除非她是铁石心肠。这男人要求与她白头偕老，她感动，因为她明白这全部占有也是爱的极致，但是，她却与他最终无法谈拢，无法答应他的求婚。或许她也在考虑是否仅仅满足于享受这种伙伴般的关系？自己满足这种感情定位，而阿尔格雷则不，他是那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凛然分明的人。
那一段，她得靠镇静剂使自己安睡。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波芙娃在自传中写道：“我还在奢望把光和影分开。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正在化作一块石头，钢刀正不停地劈在这块石头上；啊，这就是地狱。”
在那一年的春天，波芙娃决定再次前往芝加哥。他带她到海边、到丛林、到印第安部落、到异国、到一切她感兴趣而他也感兴趣的地方。
她要提前回去陪伴萨特，却鼓不起勇气向他说这件事。她看着他兴致勃勃的面孔，感受着被他牵着手前行时的依赖感。她要和他终生厮守，就得融入他的生活，他的背景对于他太重要也太强大了。可她能吗？
总要决断，她知道那永远分手的一天迟早会到来。他已觉察到她的态度，她要离开他是绝对的宿命。他显得烦躁不安。波芙娃像个女孩子一样哭了一夜。他突然冲动地说：“我现在就要娶你。”她知道他是那样善良那样爱她，一切罪咎在她。
波芙娃不能答应他的求婚，不仅仅是由于萨特，也不仅仅由于她原先一生不打算结婚的决定，而是由于这两个相爱者处境的尴尬，况且他们谁也不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一个在美国的芝加哥，一个在法国的巴黎。波芙娃不可能在美国呆下去，那样她认为会生活在一个把自己的“写作原因和可能破坏殆尽的世界中”。而对阿尔格雷，波芙娃建议他到巴黎，但他肯定不会这么干，他写作的根基也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他必须扎根于他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如果离开自己探察、寻访的底层穷人，他愤懑、批判的力量会削弱。他能到巴黎干什么呢？只是享用那里的暖风，只要一个女人陪伴就足够了吗？他是一个写作者，她也是一个写作者，双方的生活都定了型，两种生活不能嫁接，这注定了他们必然分离的宿命，因为他们不同的两种生活形态不能合一。但他们这一次的感情不是消遣，也不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他们每一方都为对方不愿来同自己共同生活而痛惜。
他们终于得分手了，波芙娃感到剜心般的痛。
阿尔格雷在一次为华莱士举行的宴会上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子，他写信告诉了波芙娃这件事。
无以复信，无以言对。但她知道，如果与这个男人的关系中止，她会一辈子苦恼、懊悔。这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对波芙娃震动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他们的关系终于走到了头。
波芙娃在自己的镜子中看到了四十岁，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衰老。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