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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后现代的批判者与鼓吹者都有些偏激，相比之下，倒是一些外国学者反而比较理性公允。比如，伊格尔顿就说过：“今天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改变的社会，正在努力寻找用以理解这个历史变化的最佳概念构架。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个这样的构架，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引起了某种兴趣。但是，也许对最新流行的无论什么东西抱有一点怀疑态度总是可取的：今天激动人心的真理是明天的陈腐信条。”〔4〕
我想，如果后现代鼓吹者能取一点怀疑姿态，如果后现代批判者能多一点宽容心理，他们也许会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握手言和。
注释：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2〕〔3〕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395页。
〔4〕《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致中国读者》，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新新人类”与“旧旧人类”
？ 马俊华
现在冒出一批“新新人类”，染着黄头发，说话带着洋腔，平时看看DVD、蹦蹦迪，或上上网、聊聊天，更为极端的则是，鼓吹吸毒和滥交，把反文明、反社会当作先锋和前卫。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非常独特，足以否定和超越传统，于是就高举着起义的大旗，要颠覆一切既成的价值观念。这不禁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现在的人们都怕落伍，都想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热衷于求新求变，以为只有新奇的事物才有意义。这样一味追求下去，就沉溺到时尚的追逐中，产生一种错觉，只见泡沫，不见海洋，甚至用泡沫否定海洋，看到肯德基就否定了蘑菇炖小鸡，看到可口可乐就否定了白开水。可生活的演进常常是这样，新中有旧，变中有不变。比如，电脑确实比算盘高明，但和远古的石器一样，都是工具。要熟练地使用这些工具，就得拥有相应的知识本领，这就需要学习，而学习作为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则是古今一致的，都需要付出同质的劳动。DVD确实比录像带清晰，但和旧时的皮影戏一样，都是影像，并不是对生活的直接触摸。要真实地生活，就不能光停留在岸上旁观，而是得跳进水里，切身经受生活的风风雨雨，艰难是真艰难，痛苦是真痛苦。所以，对新奇的东西，既要看到它的新，又要看到它的旧；既要看到它的变，又要看到它的不变。这样，才不会被它单面的特点蒙蔽，夸大它那脱胎换骨的意义。
社会确实在进步，可每天最多只进步一点点儿，这点点滴滴的变化积累起来，最终并不会促成社会的根本改变，因为人生的基本矛盾，诸如生与死、自由与束缚、幸福与苦难等，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是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必须重新经历的。也正是在克服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人生才获得了意义。社会无论怎样发展，都不会淘汰人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像健康、善良、勤劳、勇敢、聪明，就是生存的五大法宝，它们不仅比算盘、电脑、蹦迪要新鲜，也比美元、欧元、日元要坚挺，是万古常新、永不贬值的生存的硬通货。拥有了这五大法宝，你无论生活在何时何地，都不会落伍，而且极有可能走上一条位于前沿的金光大道。因此，人应付社会变化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培养基本的素质和能力。比如，只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在古代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个状元进士；在今天就可以参加 3＋X高考，念个学士博士。学有所成，上可以报效祖国，下可以养家糊口。
至于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就和古代的烧饼馄饨一样，是很自然就介入进去的日常消费圈子，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独立的特性，最多算得上时代门口的土渣子。要是仅仅滞留在这些土渣子上，就以为自己拥有了整个新时代，从而超越了古代，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同样，电脑也和算盘或结绳记事一样，不过是特定时代的常用工具，你只要认真学习，接受特定时代的规范教育，熟练地使用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根本不值得骄傲，更不值得借以蔑视古代。至于上网聊天，就更是低劣的小技小道了，最多算得上是一种自得其乐的小游戏，而且一不小心就陷入到玩物丧志的误区。所以，我们完全不需浮在生活的表层，拥有一种虚假的现代优越感。
要说反文明就是“先锋”或“前卫”，则更是陈词滥调。这种行为古已有之，不足为奇。仅举一个例子，商代那个纣王，就是一个“先锋”或“前卫”人物，一个“嬉皮士”大师，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这个家伙荒淫暴虐，大搞酒池肉林、炮烙之刑，把内心中阴暗和放纵的一面开发得淋漓尽致。这种活法如果能真正解放所谓的人性，实现所谓的个性自由，那我就可以说，人类文明在西周时代以前就已经功成正果，走向了终结。重新出场的周文王、周公旦就纯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而周公制礼作乐，提出文治思想，建立封建制度、宗法社会，就更是倒行逆施、反攻倒算了。至于现时“新新人类” 这种三脚猫的伎俩，根本就不“先锋”或“前卫”，而是东施效颦、沉渣泛起。
实际上，人要走人道，就像动物只能走动物之道，植物只能走植物之道。所以，人要在自然界里建立一个人道的世界。这个人道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人为的世界，或文化的世界、文明的世界。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人也要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具体的生活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文明形态。人类的历史，从最初产生起，就是文明和反文明相冲突的历史。自然界的资源和人的劳动能力相对于人的欲望，永远都是匮乏的，永远都不能彻底满足人的需要。所以，文明的历史必然是人类的自我节制的历史，通过精神追求，来补偿这些缺憾，在新的境界上获得人生的完满，这样，才能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至于究竟应该在何种程度和分寸上节制自身，则取决于社会的客观条件、时代的生活观念，以及人群合力的调整。
这两年，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奔赴现代化，生产力发达了，工资水平高了，消费能力强了。少男少女们正值骑在父母的背上白吃白喝的年龄，衣食无忧，看不到生活的古老根柢，对踏实地劳动也有些陌生，再加上欧风美雨的吹洗，现代文明负面的蛊惑和教唆，便容易把消费和享乐当作人生的惟一目的，饱暖思淫欲，饱暖思新奇，饱暖思刺激。另外，一些少男少女正值豆蔻年华，倾向于以青春自骄，把青春的热情、惶惑和骚动当作感觉和智慧的优越，好像年龄越小就越深刻，就越接近真理，能看透传统和现实；而自己胡吃海喝、胡打胡闹的行为背后，真有一种深刻的反叛理性，有一种颠覆力量，从而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站在了历史的顶峰，可以做出反潮流的宏伟壮举。青春能有多新鲜？它只是生命的开始阶段，并不直接就意味着成就、资本、智慧和真理，更不直接就意味着生命的巅峰。青春是美好的，也是易逝的，如果不用心抓住，充分利用，就会不知不觉地丢失殆尽，最后两手空空，不学无术，只能成个人中废物。
“新新人类”要是再那么傻里傻气地晃悠下去，他们那点青春就消失无踪了，而回潮和反弹上来的则是毫不逊色于以往的愚昧和无知，比《小二黑结婚》里那个三仙姑和二诸葛还厉害。人在年轻的时候，缺乏自我约束，做出一些违规的举动本属正常，可只要及早转到正道上来，就不算太大的毛病。要是倚小卖小，一意孤行，幼稚到底，那就是自欺欺人，最终只能是自己“颠覆”自己了，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旧旧人类。最后，告诉少男少女们一个最朴实也最永恒的人生道理，它不仅存在于汉语世界，也存在于英语、法语、俄语、希伯来语等一切语言世界里，也将适用于纪元前、纪元后以至人类的灭亡：劳动是生活的惟一根基，是人的第一需要；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发掘出你的聪明才智，回报你辛勤的汗水，带给你充实、自由、解放的生命感受；休息和享乐只有作为劳动的附属，才有积极的意义；要想升华你的生命价值，就得尽量多做好事，有益于改善和提高别人的生活。
我是前辈我忏悔
？ 黎 明
“拒绝和七十年代生的人交朋友”是个能扯起千头万绪、搅动思想潜流的话题，各类人群和诸多学科都能从讨论中见仁见智。最该关注这一讨论的应是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以下姑且称“四五式”或“前辈”）。作为“顶头长辈”、教育者和成长环境的制造者，这些“社会中坚”对“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以下简称“七十年代人”或“后辈”），有直接责任与深远影响。研究后辈绕不开前辈，欲知某代人心理与行为特质，须探究其“遗传”及“变异”。这种研讨可能成为几代人审视自我、超越自我的共同机会，其前提是有足够的勇气正视事实。前些年，我曾用教育统计与测量的方法，研究过八百多名“七十年代人”的智力与人格，并试图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作量化比较。由于前代人数据空缺、“诚实度”得分很低，无法设定客观性标准等不了了之。但其间也对自己这一代人的“无与伦比”有所体会，认识到前辈们教育、沟通后代的“资源”和“资格”，除了教训与忏悔没多少有分量的东西。
我是1954年出生的“机关子弟”。我同时代的人活得很不轻松。大多数人的前期状况是：“记事就挨饿，上学遇停课，恋爱算流氓，插队是工作。”可见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与爱的权利等基本人权都曾发生严重问题。被迫害、遭牵连的农家子弟则更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