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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当上皇帝以后不久，就将首都迁至北京，南京成了“留都”。历史仿佛真的有着某种轮回，谁能料到，过了二百多年以后，明朝又会再一次以南京为首都呢？那是在崇祯吊死北京，明朝正式灭亡后，南方的一批明臣又挑出了个皇室后裔朱由崧充当皇帝（即所谓弘光皇帝），在南京又支起了摊子，史称“南明”。但这个小朝廷只支撑了一年，公元1645年6月，清兵占领南京，这个小朝廷便宣告灭亡。这是一次真正的改朝换代，江山不只易姓，而且易族，由汉族的朱氏王朝，改易成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可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为这个小朝廷殉难了，留在南京城中的大臣，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投降，其中包括礼部尚书钱谦益。
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很有点影响的人物。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他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
明亡后，他作为留在南方的大臣，参与了南明小朝廷的建立，此时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当时可供作为皇帝的人选，有两个，一是福王朱由崧，他是崇祯之弟；一是潞王朱常膟，他是崇祯之叔。按资格，应当是福王朱由崧当皇帝，可此人早已以昏聩著称，有七大劣迹：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主张立潞王朱常膟，钱谦益也同意这一主张，可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铖先斩后奏，抢先一步将朱由崧推上台。阮大铖原属阉党，是东林党人的冤家对头，此时重新得势，要寻机报仇，准备以反对朱由崧为由，对东林党人下毒手。当正义与邪恶又一次较量时，钱谦益表现了可鄙的软弱，他居然上书，称颂马士英拥立之功，并为阮大铖鸣冤，这样，他便背弃了自己的过去，向恶势力妥协投降，成为一个大节有亏的人物。
而当清军兵临城下时，他又参与了开城迎降的活动，这更被视为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而为青史所不齿。直到今天，依然被某些史学家视为知识分子的反面教材。
笔者无意也无力对钱谦益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全面的评价，但他最为后世所诟病的降清一事，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呢？
公元1645年，清兵在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下，大举南进。此时南明的小朝廷在干什么呢？皇帝朱由崧忙着选美女；马士英、阮大皐等忙着排异己，杀忠臣；几支主要的军事力量，即所谓“江北四镇”的首领们，忙于内讧；另一支部队的首领左良玉，以“清君侧”的名义，忙于向南京进兵；被倚为国家柱石的史可法，忙于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苦苦周旋。谁也没有将抗清的大事放在心上，于是，清兵一路长驱直入，四月中旬，直逼扬州城下。史可法困守孤城，部下纷纷投降，他以四千人之众，抗击数万清兵，处于绝对劣势。他自知难免一死，事前曾写信给家人，嘱咐他死后将他安葬在朱元璋的陵旁，又嘱托部下，兵败后，将他杀死，不要落入敌手。这一场守卫战是惨烈的，使清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后终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四月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以身殉国。扬州人的坚强抵抗，使清兵十分恼火，入城后，便以血腥的屠杀进行了报复，十天之内，杀人多达八十余万。后世将这一惨案称之为“扬州十日”。五月初一，清兵列阵长江，南京群臣居然向朱由崧说什么“北马畏热，必不渡江！”当初九黎明，清兵出现在长江南岸时，江防驻军全部溃逃；当京口溃兵逃回南京时，南京大为震惊，而那个昏皇帝尚沉醉在酒宴中。十日半夜，他骑马逃出南京。十一日，马士英以四百贵州兵为护卫，挟逼朱由崧的母亲及妃子逃往浙江。此时的南京，上无可忠之君，下无主事之臣，内无守城之将，外无勤王之兵，已经成为清兵的囊中之物。十五日，多铎进驻南京，于城北扎营。
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大臣们，应当如何是好？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二是逃命，三是出降。抵抗的后果是显然的，个人的牺牲固然可以博得个“忠贞”的好名声，如史可法，但南京数十万生灵的性命，将可能遭到同扬州人同样的结局，甚至更悲惨；逃命能否成功，尚是未知之数，即使个人捡得一条命，南京城数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难道应当置之度外吗？出降是可耻的，个人的名节从此扫地以尽，在历史上也会留下千古骂名，但南京城近百万百姓的性命也许可以得到保全。
以京营总督赵之龙、大学士王铎，包括钱谦益在内的数百名文武官员选择了后者。他们何以作这种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排除贪生怕死，有些人甚至还想以此为契机，改换门庭，在新主子那里重新谋求功名富贵，但有没有避免扬州悲剧重演这个因素在内呢？至少在钱谦益那里是有着这种考虑的。南京百姓保住以后，钱谦益在给苏州等四郡长官的亲笔信中提出，如今是“大事已去，杀运方兴”，“为保全百姓之计”，不如举郡以降。有人以为这是为虎作伥的劝降书，钱谦益自认为此举有保全江南百姓生命财产之功。我们又如何来评价其间的功过是非呢？
让我们还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吧！儒家说过“君君，臣臣”，这是封建政治伦理纲常的核心。首先是君要像个君的样子，然后臣才应该和能够尽到臣的职责；如果君不君呢？臣也就难以为臣了。钱谦益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历仕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帝，这四个人，哪一个可以算得上是个称职的国君？万历、天启向来以昏聩著称，我们姑且不论；就是那个自诩为“朕非亡国之君”的崇祯，他初时了了，后则不佳，听信谗言，用人一再失误，枉杀袁崇焕，自毁长城，明朝的灭亡他难辞其咎；至于朱由崧，他连称昏君都不够资格，他根本就是一个出身皇家的流氓无赖。这样的君，难道还应该忠、值得忠吗？
有的论者以为，“在当时，南方半壁江山尚在，江南各地军民都在浴血奋战，共同的信念是宁死不做亡国奴。那么，钱谦益以江南缙绅文人领袖与降清大臣的双重身份，写信差人到各地劝降，究竟是在帮谁的忙呢？即使他当时的动机确实是保护民力生齿，而客观上则起着瓦解南方抗清志士的斗志的作用。历史上每次爱国保卫战中，都有举城投降与血战到底两大类型。主动请降则可保生齿，血战到底则全城遭屠，对这两种方式几乎无法用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主动请降固然有保全民生的客观效果，但我们能说这比血战到底更明智、更可取吗？何况在钱谦益晓谕四郡速降免戮之时，还很难说当时的抗清斗争已经是无谓的牺牲了。”（张仲谋《贰臣人格》）
的确，南京沦陷后，又一批明朝大臣先后拥立了几位皇室后裔唐王、鲁王、桂王，在浙东、福建、云贵一带，各自称帝，继续坚持抗清斗争达十几年之久，钱谦益的得意门生郑成功、瞿式耜便是这些抗清势力中的中坚力量，直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桂王朱由榔被俘身死，这场抗清斗争才算最终结束。
对这场斗争，钱谦益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钱谦益降清后，被送到北京，清廷授他以礼部右侍郎之职，可他投降而未投靠，只干了半年，便借口有病还乡，从此隐居不出，一直到十八年后病逝。在这十八年里，他同抗清势力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倾全部的财力物力，支持抗清势力，以及那些在抗清斗争中牺牲者的家人。他本来有个颇为殷富之家，到他临死时，竟然家徒四壁，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操办后事的钱财。他在自己的诗文里，更是抒发了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清政权的敌对情绪，也正是因此，使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下令为明朝降清的官吏创修《贰臣传》。中国的“二十四史”没有“贰臣传”这个名目，直到清朝才出现，而这可以说是专为钱谦益等人而设的。
由此，我们可以相信，钱谦益所说的“为保全百姓之计”，并不是一种自辩，而是可信的。亚圣孟夫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儒家要义之一。笔者以为，对钱谦益的降清之举，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明朝的皇帝没有几个像样的，到了崇祯，它也该寿终正寝了。它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弘光帝朱由崧，在明朝皇帝系列中，是一个编外人物，却集中了明朝皇帝的一切劣根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在那国难当头的严峻岁月，他毫无抗击清兵、重整帝业的打算，终日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的宫中有一副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这是一个什么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小朝廷，连一点回光返照的迹象都没有，只是一派尸居余气，难道还应该要求人们为它而殉葬吗？为保留它而做的任何努力，都是保留黑暗，保留腐朽，这难道值得肯定吗？如果那种节操是值得肯定的，那么，独擅南明小朝廷大权的马士英倒应该算是一个具有节操的人了，因为他始终没有投降清人，南京危机之时，他挟弘光帝的母亲出逃，最后被清兵捕获，斩首而死。但谁都知道，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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