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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系。〔5〕
至于外蒙古问题，越飞指责中国政府听信了帝国主义的宣传，以为苏俄对外蒙古有侵略企图。他告诉孙中山，如果在这种混乱形势下苏俄从外蒙古撤兵，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在那里稳扎下去，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的。越飞就此征询了孙中山的看法，并且希望孙中山利用自己在中国的声望促使中苏会谈早日开始。他在信中对孙中山表示：“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但是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在蒙古问题上，他除了希望吴佩孚支持外，同样在寻求孙中山的支持。
越飞给孙中山的这封信是由一名信使带到上海转交给在8月12日到达上海的马林。 8月24日，马林带着这封信来到孙宅。孙中山认真地看了来信，很快在8月27日回信，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做了回答，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一）孙中山在回信中指出：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基础，它软弱无力”，说它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不过分”。孙中山希望在他改组北京政府之前再等一等，待他不久之后建立自己的政府后再谈判中苏关系问题。
（二）孙中山表示同意越飞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
（三）越飞在来信中用了很大篇幅谈张作霖的问题，孙中山也就在回信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回答，并明确表示“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表人”。他向越飞介绍了自己在桂林时开始同张作霖联络，而且张答应在必要时与孙合作。至于张是否真诚合作，孙在回信中很明确地表示：“我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无权怀疑他没有诚意。”日后如果他食言，那时再来对付他。至于对张作霖应持何种态度，孙中山建议苏俄“别把他推向日本”，而要使他能多“受我的影响”，不要“对他再采取敌视的态度”，否则“可能会迫使他去寻求日本的外交支持”。
（四）对于越飞关于孙吴是否有可能携手的问题，孙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告诉越飞，“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他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准备同接受他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他在信中巧妙地写道：“这也说明与吴佩孚有关的事件，现在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五）孙中山告诉越飞，他已经命令国民党的国会议员们都到北京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承认黎元洪政权，只不过是为了对抗黎元洪反对召开国会的企图。
（六）关于越飞同日本的谈判，孙中山希望苏俄不要在谈判中牺牲中国的利益，“希望苏维埃俄国阻止日本加强它在北满的地位”。
孙中山的回信表明，他对越飞的来华抱有期望，他对来信中的基本问题所持的立场丝毫不使越飞为难。难怪越飞在接到孙中山的信后喜出望外，他很快于8月30日给加拉罕发去电报。在电报中，他高兴地告诉加拉罕：“孙上了这个圈套，回答了所有棘手的问题。”
但越飞这时并不准备接受孙中山在信中提出的不要同北京政府打交道的建议，他在9月15日由苏俄驻华武官格克尔送交的复孙中山的信中坦率地说：“我作为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正式代表，不能不同中国官方政府打交道。”他殷切地希望孙中山能“同吴佩孚合作并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他认为这样的政府不仅可能与张作霖取得和解，使中国尽快实现统一，而且还将得到俄国政府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
9月18日，越飞给在上海的马林写信，请他说服孙中山与吴佩孚一起组建政府。越飞表示：“这样 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他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府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重要方面。”
同一天，越飞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惟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信中还说：“同时我并不抱有这样的希望：中国现政府在受外国人左右的情况下能够同俄国的谈判进行到底并取得理想的结果。”
这以后，越飞又派格克尔多次与吴佩孚和孙中山联系。但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孙中山，都对越飞提出的联合起来组建政府不感兴趣。
9月26日，格克尔在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晤，马林也在场作陪。格克尔转达了越飞的孙、吴联合观点，并希望孙、吴联合防止爆发新的内战。孙中山认为，防止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爆发新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他预料，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是张作霖。格克尔认为吴佩孚的军队要比张作霖的军队强大得多，他是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
格克尔与孙中山对吴佩孚、张作霖两人的看法展开热烈的辩论。格把吴佩孚看成一个“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孙却认为，吴“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但“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认为他只是日本人的工具是不对的”；“吴佩孚依附于英国和美国。他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孙十分怀疑吴对俄国的友好姿态。格向孙表示将会再劝说吴要摆脱英美的影响，并提醒吴佩孚必须同孙中山合作。他告诉孙：“吴佩孚已经知道，俄国把孙逸仙看做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尽管格克尔反复指出张作霖是日本的工具，与俄国所有的敌人勾结，但孙中山只是表示会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不会同张作霖决裂。孙向越飞的代表提出俄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格克尔表示，首先必须实现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然后才有可能利用俄国的帮助〔6〕。格克尔还询问是否可以同孙中山在洛阳的代表建立联系，以便着手安排苏俄援助的工作，但被孙中山婉拒。
格克尔告诉孙中山：“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孙中山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正如越飞同志已经指出的，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格克尔和马林都极力劝说孙中山放弃同张作霖的合作而转向吴佩孚。格还告诉孙，吴对孙“很有好感并且同意成立在孙中山逸仙领导之下的政府”。
尽管孙中山对同吴佩孚合作并不热心，但他还是派代表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结果是令人失望的。11月2日，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他写道：“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治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原因是，他指望一旦同张作霖发生冲突，能预先得到贵国政府的军事援助。”孙中山认为，如果吴佩孚在和张作霖发生冲突时得到俄国的帮助，张作霖很可能就会求助于日本，而且英、法、美都可能会出来干涉，因这几个大国对苏俄持明显敌意。其后果对中国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孙中山明确反对苏俄向吴佩孚提供军事援助，并说：“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7〕
孙中山和吴佩孚各怀戒心，双方合作举步维艰，但越飞仍不死心，坚持要促成孙、吴联合，并对双方展开说服工作。对于孙中山，越飞建议他亲自到北京，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干预北京事务。对于吴佩孚，越飞更是苦口婆心，竭力劝说。11月18日，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强调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北京这里的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处境更加严峻地表明您有必要与孙逸仙联合。”越飞认为：“中国人民的两位领袖……由于个人的怀疑和彼此不信任，怎么也联合不起来”，是一种荒唐的现象。他还表示：“您与孙逸仙和解并建立你们的联合政府是最重要的。……我准备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越飞的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的。11月20日，吴佩孚给越飞写了一封信。信中不但没有提到与孙中山联合的问题，而且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采取了与北京政府一致的立场。
面对孙中山和吴佩孚都不想合作这一实际情况，越飞再次向苏俄领导人建议：“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所以他建议苏俄领导人应把在中国联络的主要对象放在孙中山身上，并给孙以必要的经济和军事支持。
正当孙中山同越飞的关系日益密切时，他从越飞的来信中得知苏联红军为了消灭在中国的白匪据点，准备进军中国东北。这使他感到惊讶和不满。 12月 6日，他给列宁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亲爱的列宁：
我借此机会就一个重要问题给您写这封短信。我得知，苏联的武装力量正在满洲边界集结准备占领北满。
我担心，这种占领将对今后的俄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对中国人民来说过去俄国占领北满，是沙皇制度一个明显的证明和证据。如果您占领这个地区，那么我相信，我国人民就会把这个步骤说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
我个人并不相信，莫斯科的这种举动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动机。
实际上，我确信，您要占领北满是出于对张作霖的不信任。
但是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指出，通过我并同我一起行动，您就能迫使张作霖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