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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确信，您要占领北满是出于对张作霖的不信任。
但是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指出，通过我并同我一起行动，您就能迫使张作霖在理智的范围内做到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
遵循这种政策，您不仅可以避免危险的反动派在中国对您的攻击，而且还可以帮助我创造一种便于加速俄中共同工作的局面。
您以前对中国所作的声明（指1920年9月27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中华民国政府书》——引者注）曾激起我国人民极大的希望并促使他们把俄国看做是能保证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而获得民族解放的朋友。
我请您不要采取任何不明智的行动，诸如占领北满。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名全权代表去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商为俄中合法利益而共同采取行动的事宜。
同时我还要再重复一句，与中国现政府的谈判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看来也是危险的，北京（政府）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仆从和工具，所以，和北京打交道，实际上也就是和列强打交道。这是危险的，因为始终有可能，北京和这些列强耍手腕使我们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
再次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孙逸仙〔8〕
除了在东北问题上对苏俄政府的举动表示反对外，孙中山对苏俄政府始终不放弃与北京政府建交这一做法也很不满，他告诉越飞：“如果贵国政府的政策是把北京的官府作为中国形式上的管理机构而长久加以保留的话，那么您想同北京政府举行谈判，那当然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您就可以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上承认等步骤，为它树立威信。但是我必须指出，您同北京举行谈判，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采取人们称之为进化的缓慢渐进变革方法，而不是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苏联方法或急剧变革方法。”
12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越飞的一封信中指出：“总的形势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还可以提出一项建议性政策，即我作为我的受压迫的同胞的代表，同贵国政府实行合作。”他在信中表示：“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能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他问道：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他在信中建议苏俄政府派人来，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如果计划在明年即能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巩固它们在中国的地位”〔9〕。
在这里孙中山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西北计划的要点，并引人注目地取消了他们要求苏俄出兵的内容，改为自己由四川北上甘肃、内蒙古，接通外蒙，获得军事物资，并开辟一条由西北打到北京的进攻路线。
在对待吴佩孚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方面，孙中山不赞成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做法。他认为，苏联派越飞同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其客观效果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在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孙中山深知吴佩孚有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他说：“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英国和其他国家肯定将支持他反对我”〔10〕。
1922年秋，孙中山派张继前往北京“致书越飞”。12月，张继在北京“会见越飞两次”〔11〕。双方商讨了越飞与孙中山亲自会谈等问题。张继后来回忆他肩负的这次使命时说：“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者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后，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12〕
苏俄与孙中山结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曾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早在1921年就明确指出：“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13〕因此，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是在居民中和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14〕。他们估计中国政府即将发生更替，孙中山有成为总统的可能，苏俄政府驻华代表建议“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何况在中国存在为未来的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15〕。为了保持同北京政府的联系，苏俄政府领导人指示其代表同孙中山的接触应秘密进行。
在中国工作的越飞由于感受到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情绪，他曾建议苏俄领导人在外蒙和中东路问题上向北京政府做出让步。他说：“当然，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世界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 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16〕在中东路问题上，越飞本着苏俄对华宣言精神，提出应放弃帝国主义的做法，无偿地向中国转交中东铁路财产权。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了俄共（布）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批评〔1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曾在1922年8月31日召开过一次讨论这些问题的会议，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候补委员加里宁、中央委员库贝舍夫和拉狄克与会。会后，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身分给越飞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中央委员会以为不能根据1919年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为他拟定什么指令，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就那个宣言及时做出回答，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务必坚持由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共管。我们无须再要任何史料就明白历史的真相了，斯大林的话事实上否定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载入的“无偿归还”的内容。在涉及苏俄利益时，他告诉越飞——必使俄国在此铁路上享有居于优势的利益保证，这是答案之一。
在关于外蒙古问题上，斯大林指示越飞：“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国本身。”
对越飞在9月4日提出的给予中国政府2000万美元贷款的财政援助一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员们“表示极度惊诧”，他们一致认为越飞应该了解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该提出这样的想法。
越飞收到俄共（布）中央的指示后非常失望，他深知“不能根据第一次对华宣言拟定具体指令”意味着什么。他无可奈何地对加拉罕说：“当然，只消耍上一点手腕，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宣言里的东西化为乌有。可是我以为，这将成为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我们在对外政策中一旦以司空见惯的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那么我们就更难以充当世界革命堡垒的角色了。”他和马林在1922年12月联合撰写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中针对苏俄的立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见。这两位处于具体执行苏俄政策的第一线的人深深体会到：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我们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
尽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必须执行苏俄政府的既定方针，不能打折扣。所以越飞反复告诉马林，让他再三向孙中山强调，孙必须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支持越飞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为了切实保证越飞使命的完成，马林不仅同张继密切接触和表达越飞对孙的期望，而且同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作“场外”配合。 越飞和孙中山的书信来往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为直接谈判做了准备。（待续）
注释：
〔1〕 维经斯基：《南中国的战斗》，《国际新闻通讯》第153期（1922年8月3日）第928页。
〔2〕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3〕 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4〕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23日。
〔5〕〔6〕 〔7〕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134～137、144～146页。
〔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4页。
〔9〕〔10〕《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同上书，第166页。
〔11〕〔12〕《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61年版，第243、195页。
〔13〕〔14〕 《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