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秩せ故怯械模皇鞘滓康摹Ｓ谑牵д甙炎约旱闹鞯背缮唐罚簿褪瞧匠Ｊ铝恕Ｈ绻腥俗鲅始炔蛔非蟀舶疃ü膊皇俏税采砹⒚谴看庾非笠恢炙教厥獾摹吧孀刺保恢稚畹睦秩ぃ硬豢悸亲约旱难视忻挥腥诵郎停蝗タ悸前炎约旱闹鞯背缮唐防炊凳郏敲矗翘斓老嘀顾且率澄抻牵裨蛩堑难适亲霾缓玫摹Ｕ夥览碛惺肺ぃ褐泄飞嫌忝字绯霾抛印Ｑ跎唐芬岵镏噬唐吠度胍渥悖饪峙率茄跎唐飞淖罨镜墓媛伞！ �
生产学术商品的人，便是学者。钱钟书曾刻意区分学者和文人，推崇前者，鄙夷后者，这好像有理，其实经不住推敲。揣摩他的意思，对做学问的人，他是把德行好的看做学者，把德行不好的叫做文人。这不对。学者的德行也就在一般人的平均水平上下，德行差的可以做出好学问，德行好的却未必一定做出好学问。不是有材料说罗素的德行也不怎么样么？学养对学者的行为的确有影响，例如，中共党史上有学者背景的人物，比起其他人物，往往更多地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无畏气魄，其原因也可能是学养深浅影响了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不完全是一个德行问题。价值观对人产生一种内在约束，而德行对人只是一种外在约束。当大众景仰一个人的价值观时，常常误以为他们在景仰这个人的德行。我说这番话，是想指出学术商品生产的另一个规律：学术商品是道德中性的。
对学术商品，在社会上有几种不同的需求。
一是大众的需求。以我的经验，大众需要一些教条式的政治判断、政治口号或其他时尚语言符号。大众并不需要真正新颖的思想，或者对新颖的思想接受起来极为缓慢；新颖的思想使他们不放心。如果有人把新颖的思想变成教条，并与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大众才会为之欢呼。大众也不需要复杂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理解起来太难。实际上，满足大众对理论的需求，往往是通过政治化的学者来实现的。
另一种是一般读书人的需求。这种人喜欢新奇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喜欢的新奇往往可能是平庸的东西。这些人往往把自己看做是有相当鉴赏能力的人，其实其中的一些人也实在是附庸风雅。但这些人对学者的著作有极大的需求能力，是最大的图书购买群体。这些人极易受媒体的操纵，而媒体也常常看这些人的眼色行事。有证据表明，那些浅薄的学者很可能赢得这种人的青睐，而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要赢得他们的欢心实在很难。原因很简单，这些聪明的人并没有时间去认真读几本书，对学问的好坏不具备判断资格。但是，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智高一等，一定要去捧新奇的东西。这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因为人人都读不懂黑格尔，所以人人都说黑格尔好，黑格尔伟大。
第三种需求是学者圈子的需求。学者的自命不凡的毛病，其实是对新东西的恐惧，是想守住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只有少数站得很高、不害怕谁超过自己的学者，或者已经被偶像化的学者，才显示出一种宽容与大度。学者的圈子里原本有一种互相吹捧的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垄断资源，求得自己的长期安全。于是，有一种表面上看来奇怪的事情，就是一大批学者聚集在一小撮并不懂学问为何物，或者已经告别学问的“学阀”或“学贩”的门下。
政府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要复杂一些。政府官员作为个人，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表现为上述三种需求中的一种；作为官员，对理论的需求程度和需求方式则取决于政府的结构。我们可以多侧面地分析这个问题，但这需要一篇大文章。这里我只想说我的一个体会。常听人们说学者们对政府发生多么大的影响，有人甚至把政府的一些错误归咎于学者的“坏点子”。这种看法实在是夸大了学者的作用，是一种外行之见。在和平时期，政府往往有自己的信息搜集和信息处理系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过滤信息，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短期看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斯蒂格里茨甚至说过，理论经济学对政府行为干脆没有影响。真正对政府行为发生影响的，是现实的压力，包括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社会紧张程度的压力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等。学者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可能在大的时间跨度里才有意义，特别是通过教育这个环节，学者们对年轻一代的知识结构发生影响，官员从这些年轻人中产生，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才间接地得以体现。
按照常理，领政府薪水的学者该为政府说话，但因为政府的运作有一个成本问题，所以学者们也有可能并不竭力去满足政府的需要。所以，他们对政府的俸禄坦然受之，同时又以批评政府为己任。从历史的经验看，政府与学者之间的这种博弈并非一定有很糟的后果；如果有好的历史条件，这种关系还能推动民族的进步。
左派！是吗？不是吗？
？ 雷池月
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回答，通过这种“反复论证”之后，从逻辑上说，问题的答案会更接近真理（真相）。但事实上却未必如此，有时往往像风靡一时的大学生辩论会上的交锋一样，离结论越来越远。汉武帝刘彻悼念李夫人的名句“是邪？非邪？……偏何姗姗其来迟！”属于纯粹的抒情，并不要求答案（当然也得不出答案，不过中了齐少翁的骗术而已）；而在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这段脍炙人口的台词，就成为极具思辨色彩的问题了。然而如果有人真要去论证，那也是绝对没有结论的。
虽然这种提问方式并无补于求得真相，但人们都还是习惯地想依靠它来解除别人或自己认识上的困境。作为常人，岂能免俗？于是便有了本文这样一个标题。
话说大约四五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议论苏俄历史得失的文章，一位当记者的熟人看过之后说：“最好寄到《XXX追求》去。”他说话时表情平静，看不出任何褒贬的意思，而我偏偏又孤陋寡闻之至，根本不知道《XXX追求》是何方神圣！过了许久，才明白那是某些文化人所戏称的“左派据点”。当时我想，他如果不是开玩笑就一定是误解了我文章的意思，小事而已，一笑置之。过了两年，又渐渐地风闻有人议论我是“新左派”。直到最近，终于亲耳听到一位先生在电话中对别人说：“雷池月啊……这人好像很左！”——顺便声明一句，我并非有意偷听，而是适逢其会——总之，看来我是真正被某些人定性为“左派”了。事已如此，不得不采取“是吗？不是吗？”的形式反躬自问，并把心得昭告于所有关心我的人。
先问“是吗”？答曰“不是”——按惯例得先进行无罪推定。根据是什么？想了很多条，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从十八岁被划定为极右分子，二十余年间，为这顶帽子受尽了非人的磨难——就凭这一条，若干年来形形色色非左非右、时左时右、亦左亦右的政客、文棍、老变色龙和“破落户子弟”便没有资格对我在政治上作这样或那样的定性。为了证明言无虚谎，必须简要回顾一点历史，尽管我很不情愿又一次忍受揭开伤疤的痛苦。
严格地说，四十多年前那个初夏，当我犯下“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极右罪行时，尚未满十八周岁，如果在今天，也许可以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来为自己开脱的。可惜，那时不兴这一套。我都有些什么具体“罪行”呢？大字报两张：第一张约两三百字，就肃反问题、胡风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和学生科（管理学生的机构，那时编制紧，不像今天叫什么学工部或学工处）的职能作用，提出了一点简单的并且决无恶意的疑问；第二张则不过数十字，大意是既然要人家提意见，就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而不应反过来追究当事人。这张大字报是为我定案的主要材料，曾经被收辑到广东省编的《毒草集》第二卷。可以说决定我此后的命运，它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我至今不很明白它何以会引起当权者那样强烈的反应，以至就在那个夏天，还没开展批判斗争，我就已经被划定为极右分子。
反右斗争是我走向成人生活的第一课，所受“教益”，理当牢记。可惜我偏偏是比较健忘的人，只记得“和风细雨”云云，言犹在耳，“暴风骤雨”却说来就来，至于群众斗争的宏大场面，当时未必不刻骨铭心，如今却已是模糊一片了。对于所谓的“批判斗争”，事后主要的感想是，人类在漫长的史前时期进行的大量围猎活动中，逐渐形成一种从玩味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取乐的本能。进入文明史后，这种本能所渴求的快乐就从失去反抗能力的异族人、异教徒和一切异己分子身上去得到满足。壮观者如罗马克里色姆竞技场，惨烈者如圣·巴托罗缪之夜，声势浩大者如1936年反犹太法颁布后的柏林或汉堡……至于个人记忆中的某些面孔上洋溢着的那份从“斗争”中所获得的兴奋和愉悦，无疑也是这种本能的极好的证明。在历史上好的或坏的政治在这里有一处极明显的分野：前者压抑这种本能，不给它提供发泄的机会；后者却诱导和培育它，使之不断发育膨胀。谢泳有本书叫《中国知识分子自杀考察报告》，简而言之，自杀几乎无一不是不堪被围猎的痛苦和恐惧而作出的选择。我不相信有哪位领略过真正高标准的“批判斗争”滋味的人，没有萌发过死的念头，活下来的总是顶过了或错过了那最揪心的一刻。
斗争高潮过去以后，决非境遇改善之时，因为兽性一经煽起，不加强制，就不会自行收敛。体验过了残害他人的快乐，一而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