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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关口，但一时间男权轴心地位并未出现根本的动摇。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讲求的是女子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她们首先得摊上一位才能出众、卓尔不凡的老爸，才可望与幸福人生搭界挨边，否则，连造化的门环都休想摸着。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英文名为查理）出生于广东文昌，早年随堂舅闯荡美国，当过茶叶店的伙计，做过缉私船的水手，读过以神学院著称的杜克大学，最终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丰富的阅历使宋嘉树认识到，改造社会必须从革新政治入手，他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毕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抱有发自内心的崇敬和好感，并将它视为放之四海皆可行的真理。这样一个人，作为公民，他注定不会成为孱弱之徒和平庸之辈；作为父亲，他绝对不会听任子女重蹈前人的覆辙，去走那条又黑又险的老路，做稳奴隶，或欲做奴隶而不可得。
宋嘉树头脑发达，精力充沛，性格耿直。1886年初他作为传教士回到上海，由于与教会首领林乐之多有龃龉，很快就烟消了传教的兴趣，转而经营实业，创办面粉厂和印刷厂，代办机器进口业务。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宋嘉树几乎没怎么劳心费力就成了百万富翁。有了钱，他没急着奢侈享受，而是给子女提供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教育，先后将六个子女送去美国留学，这其中便有宋氏三姐妹。宋查理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主张男女平等，他以斯巴达精神砥砺三个女儿，有意将她们培养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让她们解放手脚，不刺绣，不缠足，像男孩子一样玩勇敢者的游戏，甚至淋雨，“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出洋求学的女子是江西的康爱德和湖北的石美玉，早在1892年她们就留学美国。梁启超曾在《变法通议·女学》中盛赞康、石二人学业、品德优秀，称“虽西域耆宿，犹歆羡之”。宋嘉树得风气之先，也不甘人后。1904年，他送刚满十四岁的大女儿蔼龄飘洋过海，去美国南方乔治亚州梅肯市的教会贵族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三年后，又将十四岁的庆龄和九岁的美龄送去与大姐会合。完全彻底的美国化使三姐妹的学识、眼界和心气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中国女子。
宋美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学业门门优秀，其热忱活跃的性情广获人缘，比腼腆羞涩的二姐庆龄更得老师和同学的好感。在三姐妹中，她美国化的程度最深，学历也最高，获得过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的文学博士学位。宋美龄曾不无自豪地承认：“只有我的脸像个中国人！”她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其中文竟是回国之后才囫囵学会的。
对于女性而言，在一生中，恋爱和婚姻往往会起到决定作用，影响也更为深远，在男女平权意识较为淡薄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情况自然更是如此。宋美龄的初恋男友是哥哥宋子文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刘纪文，此人生得一表人材，谈吐幽默，文才出众，喜欢摆弄照相机，而且技术堪称一流。他曾创作了一首赞美诗赠给宋美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世界少不了女人/如果少了女人/这个世界将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七十的善/百分之一百的美。”表面看去，他意在赞美全体女性，实际上是专讨宋美龄的欢心。当时这一招算是搔中了痒处，宋美龄舒卷的情怀欣然接纳了这位英俊潇洒的才子。暑假期间，他们结伴同游，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大峡谷，在好莱坞影视城，玩得十分尽兴。应该说，作为恋人，作为旅伴，刘纪文都是上上之选，跟他在一起永远都不会沉闷，更不会无聊，他总有逗人开心的高招，一旦照相机派上用场，宋美龄顾盼生辉的美貌就会为更多的人所欣赏，连全美家喻户晓的《明星报》也刊登了她的玉照。
还是张爱龄的那句话说穿了男女恋爱中最隐秘的心思：“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宋美龄喜欢刘纪文，却并不崇拜他。宋美龄攻读英国文学，喜欢《亚瑟王传奇》，对亚瑟王的助手墨林尤为激赏，因为他是言出必中、法力无边的预言家。宋美龄还喜爱不辞艰险独自上路去寻找圣杯的骑士。传说中的人物当不得真，莫非现实中就没有超级强者？刘纪文温文尔雅，浪漫多情，聪明幽默，但他只算轻量级的“拳手”，根本做不了重量级的“拳王”。宋子文极力促成小妹与刘纪文订了婚，但有时候订婚与结婚之间仍隔着无法逾越的天堑。宋美龄曾对二姐说过“非英雄不嫁”的话，刘纪文的黯然出局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及至美龄回国，大姐夫是孔祥熙，二姐夫是孙中山，个个都是人中之龙，以她不肯服输的心气，在婚姻上更不肯低调处理。当年，她放眼国中，堪称铁腕强人、够格做她夫君的惟有蒋介石一人。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初次见到宋美龄，她超凡脱俗的美貌、丰韵、教养和才智，再无第二位待字闺中的美女可堪比拟，更别说能出其右。蒋介石绝不是那种只满足于惊鸿一瞥的胆小书生，他心中暗暗生出能娶这位大美人为妻方为当今第一豪杰的雄心。再者，除在感情上的爱慕之外，蒋介石的权力野心也推波助澜，他深知孙中山和宋氏家族这双重背景意味着什么，无论为积累政治资本着想，为开拓事业前途着想，还是为追求人生幸福着想，他都决心铆足心劲往前冲。当时，蒋介石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倪老太太对他拒之于千里之外（她是位热爱和平的基督徒，不喜欢以砍砍杀杀为业的赳赳武夫），孙中山的态度模棱两可（一再劝蒋“等一等吧”），宋庆龄坚决反对（她甚至对丈夫说过“宁愿看着妹妹去死，也不愿让她嫁给蒋某人”的激烈言辞），宋子文当面回绝（他出于友情，维护刘纪文的颜面和利益）。蒋介石碰了好几个硬钉子和软钉子，依然雄心万丈，一定要娶得美人归，成为孙中山总理的连襟，收拾全党同志的好感和敬意。
障碍和利好均显而易见，蒋介石心思绵密，先已察觉到美龄对自己抱有好感。结果，经极力笼络，宋庆龄和宋子文的阻挠便不足为虑，蒋介石只要能获得宋美龄的母亲倪老太太的首肯，就可以大功告成。而要倪老太太认可蒋介石为女婿，他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摆平一妻两妾，这不难，他略施心计，连哄带骗将结发妻子毛福梅变成了“义妹”，与侧室姚冶诚脱离关系，送情妇陈洁如去国外“考察”；二是入基督教，接受洗礼，这更容易，无非是走走过场。
1927年12月1日，四十一岁的蒋介石跑完长达五年之久的求婚马拉松，娶得三十岁的宋美龄为妻。同一天，蒋介石的文章《我们的今日》发表于上海《申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他的洋洋得意之情。
许多人（包括为数不少自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传记作家）通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成色十足的政治联姻，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据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先生在新版传记《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所述，宋美龄曾谈及这段情事，称自己与蒋介石是一见钟情：“他那对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比之下，远比我二姐夫（孙中山）英俊。”他们首次见面便交换了电话号码，此后纸上谈心，深相投契。1927年夏天，由于国内各党派的政治压力，蒋介石宣布下野，就在这个前途莫测的特殊时期，他仍有心投石问路，写给宋美龄的信竟显出少有的感情冲动：“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之才华容德恋恋不能忘，但不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这就难怪了，宋美龄对外界盛传的大姐宋蔼龄的暗中保媒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嗤之以鼻，她曾对秘书张紫葛说：“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做主，与我阿姐何干？”从宋美龄崇拜英雄的感情逻辑来看，她的话显然要比某些传记作家的话更具可信度。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撇开各取所需的政治因素不谈，世俗的评判席从未亮出过高分。蒋介石是典型的登徒子，早年出入秦楼楚馆，流连花街柳巷，患过杨梅大疮，早早地就丧失掉生育能力，然而他手中握有重权，即等于拥有最烈性的春药，又怎么可能改变寡人好色的本性？他与宋美龄结婚初期，私生活确实颇为检点，颇为收敛，可后来（1941年）随着陈洁如归国，蒋介石旧情复发，与之重续前缘。宋美龄察觉苗头不对，自然怒不可遏，将蒋介石臭骂一顿，然后打点行李飞往新大陆，待足半年多，才好不容易消了气。在此期间，蒋介石拿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将陈洁如打发到远离内陆的香港，让她独自守着窗儿，咀嚼黄昏，消磨余生。但此举并不表明猫儿从此茹素，不再偷腥，没过多久，蒋介石便与另一位陈小姐（党国要人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