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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地打虎，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走私大王、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孔祥熙的长子）抓捕归案，宋美龄却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打虎运动”流产。她这样循私枉法，原因有二：其一，维护亲情；其二，大卫（孔令侃）是姨妈的“敛财童子”。宋美龄后来向蒋经国推荐孔令侃出掌行政院（未能如愿），仍是这个意思。宋美龄在台湾与孔令伟（即孔二小姐）把持中华航空公司和圆山饭店数十年，公司和饭店亏空巨大，她们却捞足了松活钱。抗战胜利后，宋美龄的精神明显趋向平庸和没落，一旦大陆易帜，心理倾斜，权和利的双重侵蚀变本加厉，实用主义彻底代替了理想主义，由国母降格为岛主夫人，她的失落感险些将她改造为歇斯底里的怨妇。晚年，宋美龄杜门谢客，安心静养，这才由绚烂归于平淡，反刍一生的荣辱得失，她绝对不缺“口粮”。
政治权谋最能异化人的性灵，使绝大多数政客内心冷酷阴暗，以致于六亲不认。在这一点上，宋美龄显然要比江青之流做得更好，不是一般的差距，而是天壤之别。江青得势后，对她的亲人固然很少理睬，对她的旧情人老朋友更是大加迫害，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宋美龄则不是这样，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这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蒋介石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以消心头之怒。宋美龄却看到张学良动机单纯，为人赤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便对他竭力保全，还劝导张学良寻求新的信仰，由学佛改信基督教，心灵有所皈依。早在上个世纪初，宋查理的子女仿佛接力赛似的前往美国留学，先是大姐蔼龄，由她照顾大妹庆龄，她毕业回国后，由庆龄照料小妹美龄，三姐妹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她们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令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不少师生记忆犹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宋家上下反对，美龄和哥哥子文则表示理解。后来，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庆龄则坚决反对，她多半还是为小妹的幸福着想，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成色十足的流氓政客和屠夫军阀不可能懂得怜香惜玉。在二三十年代政治斗争和权力纷争最激烈的时期，宋庆龄与蒋介石水火不容，虽谣言四起，耸人听闻，说是宋蔼龄与蒋介石合谋欲刺杀宋庆龄，但报纸上却没有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阋墙的消息，小妹竭力保护二姐的生命安全，让军统、中统特务离她远一点。若非如此，宋庆龄遭遇不测之祸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及至抗战军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宋美龄更是识大体，顾大局，尽弃前嫌，与二姐携手，共纾国难。1940年，美龄赴香港治病，三姐妹得以聚首，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欢颜。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公开露面，把那道名为“团结”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抗日战争烽火八年，三姐妹求同存异，手足情深。宋庆龄组织“妇慰会”，宋蔼龄则欣然出任“伤兵之友协会”主席，并且慷慨解囊，为医疗机构配备救护车，为飞行员订购皮夹克；她们一同视察重庆的防空洞，抚慰前线的伤兵和后方的孤儿，一同用英语对外广播，向美国公众吁求同情，向美国政府吁求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并向全美听众表达中国人焦土抗战的必胜信念。1942年中秋节，宋家姐妹兄弟六人齐聚，赏月谈心，自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手足团圆。
1946年下半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见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赶紧转移巨额财产，卜居美国。1949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获悉孔、宋两家有二十亿美元秘密存储在曼哈顿的多家银行，不禁勃然大怒，在一次访谈中，甚至骂出了粗口：“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毅然发表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听任蒋家王朝轰然垮台，见死不救，便是基于这种义愤——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一个由大群窃贼组成的政府。蒋家王朝由“大公司”缩水成了“小公司”，宋蔼龄已无所谓，她身居金山之上，完全可以超然物外了，何况其二子二女都是敛财高手。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蔼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打算乘中美关系解冻之机，借1971年5月1日宋子文追思会这个题目促成宋氏三姐妹历史性的见面，然而，最终三方碍于难以达成平衡的政治原因均打了退堂鼓。及至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陈香梅出任其表舅廖承志的信使，这是宋氏姐妹最后一次的沟通机会，宋美龄却默无一词。当二姐去世后，小妹同样未作任何公开表示，私下里却多次流泪，并为二姐做虔诚祷告。若有人指责宋美龄不重感情，那实在是冤枉她。1958年，飞虎将军陈纳德患癌症入住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飞越万里，前去探望。在老友生命的弥留时分，与他依依不舍地话别，那份热忱何其感人！
临到暮年，宋氏姐妹遥隔重洋，生死不相闻问。莫非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比不上天涯若比邻的友情？只能说，在政治这把千钧之重的悬剑下面，亲情脆弱如卵！宋美龄保持沉默，要远远胜过大放厥词讲出一些伤害手足之情的话语，她的教养使她能够做到这一点。
1996年，适逢宋美龄九十九岁华诞，她欣然接受了记者采访，对于自己的生死去向给出了一个相当通透的说法：“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如今，这位世纪老人已经撒手人寰，驾鹤西归，将一部厚厚的传奇划上了圆圆的句号。曲终人影散，江上数峰青，我们不禁油然生出惋惜之情，她带走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家国梦，那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重新品咂、深长回味的东西。
谁有迷魂招不得？
？ 林子明
哪怕你杀了我，也看不见痕迹。
我们迷失了路途，现在怎么办呢？
……
这么多的人啊，他们去向何方？
他们这样悲哀地把什么歌唱？
……
——亚·普希金
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