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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成文法或法院来管理自己，并维护财产权利和个人的荣誉与尊严。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社会本身经由各种机构非正式地促使存在于人民心中的平衡和正直的潜意识发生作用。”请注意，这是一个有过六年在中国生活经验、充分参与了其间中国社会大大小小事件与过程的人，在回忆其中国生活时，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所作出的提纲挈领式的总括。六年不是一个短时间，一个有心人的六年，是会深入到他所关心留意的事物的内在核心里去的。在密切地“嵌”入到一个异己的国度后又与这个国度拉开空间距离时，他在回忆录中对这个国度最先写下的文字，也会是他对这个国度最深沉的体会和认识。
芮恩施的所感，当然与近些年来域外所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下的中国观念及中国之内一些现代性言说中的“中华民族劣根性”下的中国观念有诸多情感与理念的相隔之处。就连我们这些作为“中国人”构成的广大民众，对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因着成长时期的反传统、反历史的“现代”“进步”教育，实际上现在也有很多隔膜了。言必说中国虚无、言必说中国文化虚无，十几年前是一种时髦，几十年前是一种时髦，就在当下，在一些语必出柏拉图康德洛克哈耶克的贤士们那里，也还有着十分的热闹。他们是不太看重芮恩施的如许解说的：“中国人在谈到对国际地位的看法时，他们总表示乐于根据中国固有的长处和道德而要求取得优越地位。他们从来不以任何虚假的权威强加于邻邦，虽然他们因有卓越的文化而自豪地接受各国的尊敬和羡慕。”这位美国公使眼中的中国，当然是道德主义的，他的察识颇与英国哲学家罗素仿佛，这位世纪智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长时间访问中国后，也曾评价说，中国人乃是一个“骄傲得不屑打仗”的民族。
每一个民族皆有其内心，每一个民族的内心，决定了她的取舍与行为。中国人的内心状态是什么呢？芮恩施向他的美国同胞说：“确信真正的力量必须依靠内在的美德，中国一直没有使用自我宣传的技术，但已经感觉到在它的内部的那种一个巨大的人类力量终将胜过卑鄙的阴谋和强力侵略的意识。”——这也就是罗素所说的中国民族的宽容、正义与公道。也难怪，这位公使先生在书中一再说，中美两个民族其实在心态上有很多相近，它们的精神有彼此认同的一面，能够彼此容忍和较好地合作。在注重道德、倡行公道这些方面，东方的古老国度与北美的年轻国度，是有不少神似的，尽管两者践行相似价值的方式有所不同，一个内敛，一个富有进攻性，尽管两者都可能对相对弱小国族，造就所谓“文化帝国主义”。
八十年前的一个处于列强争夺中的文明古国，尚且在一位外国人眼中鲜明地保存着公道与美德，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被世人称作为“崛起中”的东方国度，还要不要恢复历史记忆，保存并发扬这些处理群体与群体关系的高明智慧呢？坚硬的现实主义者主张尚武，主张血性，主张不妥协。我觉得适度的国家主义，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并非可有可无。然而中国传统的智慧也极其高明，因为只有刀剑无法开出万世太平，在内修武备的同时，如果又能修养起高超的公义之心，那么，强健的武功又会避免人类现代史上的种种无谓。
就当下时态的复杂国际政治角力及中国的未来抉择来说，我们是否应该勇敢地承认并从中建立起自信：在处理民族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上，中华民族的传统做法及心态有其极大优秀处，而这种优秀未必尽为他族所具备，直至今天，它仍然是中国力量的重要源泉而不可或舍？成为一个“兽性”的民族是容易的，但人类中的“兽性”不仅伤害他人，也会伤及自身。成为一个具有明朗“人心”的民族却不易，它要靠耐心细致的养成与自我克制。就以这一段时间学界与坊间都在谈论的中日关系问题来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过往的那段历史呢？回京后又翻了一下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芮恩施的观感，在这位前国民党军官那里，也得到了回应。
黄仁宇去过缅甸前线，在驻印远征军中任过职。作为一位下级指挥官，他亲眼目睹过中日两个国家在残酷人肉作坊中无情搏杀的惨景，其腿上还留下了日本枪弹创造的伤痕。他因此恨日本人，认为那是一群野兽。但是，后来流亡美国并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在二战之后参与代表国民政府的对日受降工作后却慢慢改变了思想，即有几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触动。他以参谋身份在监督已投降的日军六十一师团修复沪杭公路时，曾一度担心战俘与当地居民之间会起冲突，“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有一次，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不慎烧坏了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结果，一整团的日军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赔给屋主并相与和解。这件事使他意识到，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另一次的“亲眼目睹”，则更令他生出无限感慨。他去看望作为“监工”的一位中国张姓上尉连长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位曾在战场上与日本人“分外眼红”的中国军人，竟然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勾肩搭背从旁边村中惟一一家餐厅中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那晚是张上尉自掏腰包，并可能花费了半月薪水。黄仁宇因此明白过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回忆录的编译者也对黄仁宇作出如是评说：“他承认自己最初被教导恨英国人，后来恨日本人，再来是俄国人，但最后他全部与他们为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将他目前的心平气和归功于东北的俄国大使馆员，因为后者阻止他枪决一名行窃的中国士兵。”
芮恩施公使对中国社会的其他一些描述，也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感想：不仅古希腊圣贤所说的认识自己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就是认识看起来熟悉无比、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也都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他从中国军阀的低微出身中发现，“这的确是中国人的生活具有民主原则的强有力的证明”；他从北京居民即使在炮火声中也能保持悠闲的态度里，感觉到“中国本身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国度”，尽管这也造成了现代生活的缺陷，因为“在这些个人主义者中间还没有产生一致的民族意识，没有天生的爱国思想，也没有个人对他们的政府克尽责任的传统习惯”；他从中国人对传统仪式的迷恋里，醒悟出中国人“有着爱好音乐的本能”和在生活中充满了人情味，尽管这一点今天未必尤是；他还在与北洋政府要员的交往中，察觉中国人的处世在圆滑温和的同时，也并不是一味卑屈顺从，而是“在讨论时总是保持着自己完全独立的见解”，并说这种令人惊奇的态度“是几千年社会训练出来的”。
芮恩施的另一个“发现”还特别有助于澄清当下我们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大误解。在五四运动前夜，他在日本加紧控制中国，美国对此不闻不问的情势中观察到：“中国人民对这一切（指国内外纷争——本文作者注）感到厌倦。事实上，中国的分裂只是表面上的，政治上的纷争并没有渗透到人民生活中去。他们继续平静地勤勉地生活着，毫不关心政客们喋喋不休的争吵。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宣言或许会传播于世，世人也许认为中国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中央政府突然在大地上消失，中国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但是长期不断的政治冲突却使外国阴谋渗入国内纷争之中，其反应倒是很危险的。”这不能不说正是传统中国社会有着强大自主性的一个表现。在政府权力之外，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许并非如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国家和政府能统摄社会的各个层面，即使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也可能与今天的理解相去甚远：“……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严格而坚强的国家主权和法律的观念。所以地方政府在许多事情上可以独立自主，但有些事情上又接受中央的指导。”这位美国驻华公使断言。
芮恩施是一位美国人，一位外国人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认识对八十年后的我们已经有些生疏。什么才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换言之，什么才是中国人？芮恩施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不一定是准确的，但却无疑又富有启示，它使我们有理由质疑：所有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的说法，都可能极可疑。我们已经过多地接纳了中国自身传统无法参与重建所谓“现代性”生活的说法，非难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也构成了我们的一种传统。对于这样一种传统，我时常感到无话可说。去年此时，在某一出版社举行的图书发行会上，我所尊重的资中筠前辈就说：中国道家文化及艺术生活，于当世仍有不少可取处，但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内容，则皆已不足道、不可取。恕晚辈的冒犯，我是难以同意这样的说法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乃是一个整体，抽取其部分进行肯定而对其全局进行否定，那实在应该说，还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有曲解、有误读，是还没有深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活世界和中国人的心灵去的。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更为可怕的倒已不是诟病和非难，而是遗忘和冷漠。谁还愿意去思考“中国”、“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涵呢？一方面，普遍的物质化、消费主义解构了一切认真的文化探讨，另一方面，翻译语言也统治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已习惯于一套外来的言语方式，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说话。我感觉这已几乎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去年七月底八月初，在